思肖一副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斯年对此颇感不满，“果有此自信，合该往漱石园议论军国大事才是，何苦在此株守文字，与我等白白虚度光阴？”

近年来景朝忧患迭起，自顾不暇，昔日森严的东南海禁渐成一纸空文。黄怀宣移驻厦门，整军经武，与张苍水等江浙抵抗势力及内地官绅富户的联络愈发频繁。与此同时，江霖、赵晋分别接掌长安、成都政权，以雷霆手段迅速稳定元首横死后的动荡局势，其后整顿人事，厘革财政，收束军权，数载惨淡经营，总算令两地元气渐复，再蓄图强进取之资。他们相约年初齐聚成都，共商建国大计。因虑民间物议纷杂，或有人以耸听之辞、逾矩之行动摇成议，江霖提出将集议地点改设于青城山别业，并命人清空山中宫观，封锁道路关隘，严禁闲杂人等出入窥探。山中清净，徐蕙也将斯年和思肖、陆谷带来别业温书，他们住在枕流园中，正与四方会盟所在的漱石园东西相对。黄思肖常年困于府邸、书院之中，如今身入青山，恰似脱笼之鸟，哪里还肯安分待在屋里读书？他每日同陆谷漫山遍野地乱窜，有意摆脱仆从，专往冰寒险远、人迹罕至之处闯去。如此一来，温书之事难免一曝十寒。徐蕙几番委婉劝诫，他每每点头称是，转眼便抛诸脑后，“英雄不问出处，能者未必在位。当年完颜亮率强旅百万饮马长江，临安危如累卵。诸将退避之下，唯中书舍人虞允文临危受命，拒强敌于采石，存社稷于将亡——中书舍人，岂为领兵作战之职欤？”

世间事总有例外，若思肖偏要强词夺理，与他分辩也无甚意义。斯年对此早已习以为常，遂不再理会，自顾翻阅手中的书来。

令黄思肖始料不及的是，当晚考校他的并非一向对他宠溺的祖母，而是与他阔别多年的生母赵望舒。白日会议早早结束，她得以有充足的时间逐篇逐句、细致检视幼子的功课。黄复死后，望舒以王妃之身主政台海，竭虑殚精，运筹帷幄，也曾亲披甲胄，驰骋阵前。黄思肖对母亲心怀敬畏，更害怕她手中的戒尺——一根两指阔的竹板，打在手心里“啪啪”作响。思肖没有用功读书，眼见通红的手掌逐渐肿起，夏楚的敲击声也由清脆变得沉闷起来。痛意与羞惭交织，他忍不住放声大哭。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注47）’，下一句是什么？”思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只无助地伸出手掌。然而预想中的疼痛迟迟没有到来。泪眼朦胧之中，他瞧见娘亲缓缓放下戒尺，把头侧向一边，也悄悄抹起眼泪。

日后中口华口共口和口国国史中，因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故，体例不设世家、世表，本纪唯载一人，即是江永。

江公初锢为党人，继出仕而为王臣，睹中国不绝若线，夙兴夜寐以图治安之计，百舍重趼而不敢稍息。及事至不可为处，乃归返儒林，访天下藏书而读之。究世变之旨，条治乱之故，毕力著述，聚徒讲学，终成一代宗工。“……盖明祚倾移，固非区区一二人之所能挽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述以待来兹。德范遐迩，勋盖季世，渊源六籍，继往圣明天理、正人心之道学，玄鉴深远，启后世百千载兴邦治世之宏规。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三极其至者，五百年来一人而已。”

以江永为干，他的亲戚故旧、交游挚友、门生故吏枝叶相接，从容铺展。遮天蔽日的伞盖，上承先辈灿然之思想与未尽之追问，下庇无数流离失所、饱经兵燹的华夏百姓。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注48）”的论断成为所有执政者的共识，他们齐聚一堂，以辩论代替征伐，以公议代替强权，共同缔造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然而江公之遗泽仅止于此，四方议事之艰难，自定国名、年号起便初见端倪。

“回、藏、蒙、彝、瑶诸族素与汉人杂居共处，语言、风俗虽殊，然数百年通以贸易，缔以婚姻，大抵和睦相安，未尝积怨。若以‘汉’为国名，则将置诸族于何地？况彼等多居边徼，藩屏中原，倘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强分汉胡、内外，则非徒失其归附之心，自蹙疆宇，更将使萨景及四邻诸国坐收渔人之利，此岂定国安邦之长策哉？”“大汉国”的国名一经提出就受到赵晋激烈的反对，“胡汉者，别血统之远近，华夷者，别文化之高下。何不以‘华夏’为号？凡尊我典章、习我礼义、向我教化者，皆可共此国名，而无彼此内外之嫌。今建新国，不宜自限于一族之名，而当辑睦诸族、怀柔远人，存其可纳天下之义。”

“唯是景帝元烨尊奉程朱、编修群籍，虽为萨虏，亦自诩华夏正统。放眼四海，则东瀛、朝鲜、安南皆以华夏自居，其人衣冠礼乐、典章文物，多与禹甸同风，而亦各建藩服、受四夷之贡，”赵晳反驳道，“若今遂以‘华夏’建国，则彼日后亦自称华夏，此华夏、彼华夏，将何以辨之？设有盟书聘问、商旅往来，不过言‘华夏’，竟不知所指为何国——国号者，所以正名于一国，辨称于万邦，贵在独一而无二，不可使天下共之。华夏之义，则专重礼义教化。夷狄可向化而进于华夏，华夏亦可失德而退于夷狄。既可进退，则非恒名，既非恒名，又何足以定一国之号？”

由于所议之事条绪纷繁、干系重大，既非一日所能裁决，堂中集议辩答仓卒，亦难免虑不及远，有挂一漏万之失。是故漱石园内分设东、西、南、北四院，以供与会诸公及幕僚们退居商议。比照各方势力的方位，赵望舒与王府重臣、咨议参军陈同安居南院，张苍水与副手罗纶居东院，江霖与岳旻、叶庭初居北院，赵晋夫妇与赵晳居西院。一日之中的多数时间里，他们分居各院，博考典籍，参酌古今，详慎筹商所议诸事。只在午前、午后各赴正厅议事两个时辰，一则陈述本院所议，互相诘难，辨析得失。二则对各院所拟提案进行公决。每院各执二票，八票之中，须得六票以上议可，议案方得施行。凡未及六票，或有一院两票俱议不可者，则将提案退还各院，重加考订，俟异日再行研讨。

赵晋兄妹因国名之事争执不下，便一道前往北院寻江霖评断。江霖正和张苍水围炉叙古，谈论着前朝名士郑鄤的生平。郑鄤曾为翰林院庶吉士，因抨击阉党弃官归乡，咸嘉朝起复后又因得罪当朝权相温体仁锒铛入狱。温阁老勾结郑鄤继母吴氏的兄长吴宗达，罗织“惑父披剃”、“迫父杖母”诸罪，将他下狱严鞫。由于查无实据，郑鄤被关押长达三年之久，直至咸嘉十一年夏京师大旱，天子谕诏各衙门陈弊政，宣冤抑，方有负责审理此案的锦衣卫同知上疏，为郑鄤力陈其冤。其时温体仁已经失势，朝野皆以郑鄤开释在即，不料咸嘉帝执意不赦。他声称“杖母逆伦，干宪非轻”，竟亲降圣裁，将郑鄤脔割处死。

“传言郑公之父私宠一婢，嫡妻吴氏不能容，遂挟婢而出，流转僧寺，颇为人所指目。郑公念嫡母笃信佛乘，与一尼姑交厚，遂托其从中劝解。尼乃神道设教，假乩仙言上帝震怒，将降祸于吴氏，吴氏闻之大惧，遂受戒悔过，不复生衅，自此郑氏家门方得安辑——谁知当日竹篦参话之法广为传颂，异日竟被讹为扑作教刑之事（注49），”郑鄤的后人曾请江永为郑鄤题写墓志铭，江霖对此事印象深刻，“古时有妻谋毒其夫，奉药酒而进之。妾苦谏不从，竟为鞭笞至死。及其夫饮酒毒发，子女玉帛尽归他人。至是追悔，复何及哉？”

昔日的孤露弱枝已长成参天大树，年轻人的眉宇间俨然已有其祖父的神韵，更又添了几分意气风发。苍水倍感欣慰，“郑鄤名列东林，早为体仁所忌。咸嘉年赴京补官，正为彼药笼中物耳。思宗磔之，亦非仅为申明名教、风励天下。其时生灵涂炭，锋镝满于天下，思宗殚心治理而人事愈偾，遂益恨群臣哄堂斗室，务为门户之争而罔顾社稷，”苍水轻叹一声，“前朝诛锄异己，殊多捕风捉影，罗织其私德之失而纠劾者。东林素以重整道德、补偏救弊自任，天子因其所尚，特以纲常之名显戮大臣。古来亡国之君，有以酒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唯前朝天子以太用聪明！”

“德有公德，有私德。论公德何妨谐众议而杜专擅，然私德属一身之行，不可假为治人之法——使人人必求郭巨之孝，埋儿者其少也哉？”

赵氏兄妹的出现打断了二人的谈话。苍水听赵晳说罢来龙去脉，轻笑道，“陈参军素有‘驱逐鞑虏、光复中原’之志，‘大汉国’之名号，想必出自他口。”

“明通兄所言极是，赤县神州，岂唯汉族独居？然‘华夏’虽纳四方戎夷，到底不离周孔之教，”江霖裁断道，“华夷之分，始则以兵马定疆域之界，继则以礼教别尊卑之序，视异族若禽兽，衣食之不同，贽币之不通，语言之不达，俱为王道不及之征——考之往昔，或有一时之验，而今泰西诸国之人跨海而来，其制度、器用、格物之学未尝逊于中土，安得复以夷狄视之？是故‘王者无外’之论、宗藩朝贡之制诚宜废弃，今后当求与诸国平等共立之道也。”

他搜索枯肠良久，提议道，“何如以‘中华’名之？中者，中于天地之谓，表其方位，华者，服章华美之谓，表其礼义。《唐律疏议》有言，‘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梯，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虽终不脱衣冠礼乐之义，然比之‘华夏’，则更著‘五政所加、七赋所养’之国家名分。”

次日正堂集议，定“中华”为国名。继议年号，共和”胜过“大同”，为众人所取。昔周厉王大虐于周，国人暴口动，逐王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明夷待访录》中，江永曾道“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注50）”。今以“共和”为年号，废古来君王之制，诸僚相与和而共政事，正与先辈之哲思遥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