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前朝嘉靖之后，首辅之与次辅虽同在禁地，而权势迥然不侔。严、徐、高、周、温（注55），俱操国秉政，成相之尊，更不论赵涉川独握朝纲、杨光中废帝夺权，而次辅则恂恂如属吏，但伴食画诺、袖手清谈而已。由是观之，首辅、当国之权，固不系于身在政事堂之内外，”张苍水与江霖对视一眼，继续说道，“正所谓‘天下官，则禅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注56）’，今将官天下，宜以尚贤事能为政，定数年一秩，秩满则考，优者连举，劣者罢黜。然天下所共推之人，自宜假以事权，不必预设掣肘之防。唯辟官、莅政、理财、治军，四者之权一归于当国，方使权有所归，责有所任，然后天下可治。”
叶庭初犹疑道，“一人之权既重，则难免有恋权自固之患。由禅贤而世继，三代时已有先例，而今纵有圣人怀尧舜之德，付公器于公论，后世岂无窃位者复传之于子孙，重开世及之端？”
赵望舒朝她赞许地点点头，“是故制不可托于贤者，而当防于常人。大顺置大理寺，寺卿专任司法审判，裁断曲直，非国中他权所得侵害，如此则可防讼狱之不平、政府之专恣。倘以行政、司法两相制衡、彼此颉颃，遂可保后世无患乎？”
庭初苦笑着摇头，一切尽在不言中。
“恐怕‘枝叶虽相异，根株本一家’，教他们自剪自伐，真是难于上青天，”赵晳侧身望向至今一言不发的江霖，“同云稳坐钓鱼台，想来腹中已有良谋。”
“良谋没有，只一肚子‘不合时宜’。”
“合不合适宜，你且说来与我们听。”
“好吧，”江霖放下茶盏，竟起身走到议事厅中央，“数日前我等尝议‘重建乡校’，不知诸位可还记得？”
晚宣之学风、官风、士风大坏，起于成化行八股取士之法，令天下之才知心气，尽痼于陈腐经义之内，消磨于场屋程文之间。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养士之意（注57）。至于嘉、万年间，天子倦勤，言路壅塞。辅臣借台谏之名以植党擅权，君王假留中之制以消弭公论。言官获罪，多托他事，不以直谏为名。由是上下异指，大小臣异心，邪正倒置，众论沸腾而国政日坏。更至咸、弘年间，党社起于士林，把持科举，参预朝政，兴复古学、斥逐匪类之功高，嗜名躁进、党同伐异之过亦显矣。江永深思宣亡之由，尝有“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之议。要而言之，自京师以及州县，皆置学宫书院，并择名儒主持之。天子、公卿、守令，朔望入学，与诸生讲论政事。凡朝廷施政之失，百官行事之非，皆得陈说于学，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江霖曾将此议交予各院商议，然而张苍水等人异口同声，力言行之不可。
“而今学校以经世致用为本，科目既广，习训诂、舆地、物理、天文、水利者，未必皆怀仕进之志。若令学子预闻国政，扰其就学之本务，恐未见其利，先受其弊，”赵晳总结当初众人反对的理由，“更鉴于宣季士习之嚣，倘容清议出于学校，横议必亦出之学校，士子声气相援，朋党渐成，又借功名把持官府、武断乡曲。则虽其中非无一二贤哲，然群聚嚚讼，流于顽悍，未尝见其能清吏治之弊、苏百姓之困。”
“晳姐姐所言甚是，”江霖停止踱步，冲她微微一笑，“考轩辕有明堂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如何？虞帝有告善之旌，夏后有昌言之辩。舜之执两用中，汤之格尔众庶，盘庚之登进厥民，洪范之谋及卿士庶人，孟子之察及大夫国人（注58）。若今仿效先贤，设公议院于学校之外，广采乡野细民之言，以防肉食者之蔽，何如？”
“古来不乏以布衣而进说于邦君者，然其言之用舍，惟在人主之意耳，”苍水常与江霖商议政事，竟也是第一次听他说要设立公议院，“民力甚微，将何以左右国政？”
“修律。”
“修律？”一言既出，众人皆为之哗然。赵晋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来，催促道，“同云，你且细细说来！”
“当——当——”堂上的自鸣钟敲了四下，已是集议休会时分。江霖用目光询问一周，见无人打算离开，方徐徐开口，“因大顺律法沿袭唐律，多所古奥难读之处，数年间我曾上奏先帝请求修律。然则此事宜付刑部抑或大理寺，诸臣各持所见，迄未能定，”他又踱起步来，“倘令刑部主持修律，则必有借政务之名义，创为不平之法律，而未协于情。反之，若令大理寺主持修律，则必有谋听断之便利，制为严峻之法律，以肆行武建，而人命财产皆受其害，其弊亦无穷（注59）。”
“现制既有未便，同云便欲求之于野？”
如往常一般，所谓集思广益，最后仍只剩赵晳、江霖二人往复论说。“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盖言民之视听即天之视听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不可拒也。试观叔季之世，所以亡人家国者，岂在勍敌外患哉？民心一去，天命随之，历代相传之业，斩焉绝矣。由此观之，则草泽之人虽至弱至微，然其至广且聚，亦至强而至危。及至社稷倾覆，徒谓君王弃其江山，实百姓不肯为朝廷主也。”江霖再次想起林书桐口中的“鼎”，“民为社稷之主，当铸刑鼎以节制有司，免己身于残虐之害也。至于法律者，非为防民、辅治之术，实自治之具，惟暂授政府以治事之权耳。是故凡法中条目，皆当本于民意。公议院之设，即为采众议、立宪典，令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黎庶，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则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注60）。”
众声喧哗之后，继之以长久的沉默。江霖的言论听似惊世骇俗，却一秉至公，让每一位想要质疑的人都不得不自束言辞，以免教“设立公议院无关废帝建国之宏旨，令百姓干预国事，无如令其饫饱歌呼，相安于下而不知其所由（注61）”等语宣之于口。赵望舒率先打破僵局，“中国二千年之政术，皆为王者一家而设。百姓为钳制压抑久矣，于过问国事，既无习见，亦无关切之心。骤而临之，恐无所措其手足。窃恐官绅土豪将乘机而起，假乡望民意之名，把持地方公议。”
江霖即向望舒拱手行礼，“王妃所言有理，然自嘉靖以来，阳明先生之学风行天下，至近世群社兴起，报刊流行，民间风气渐开。今日之人，未可谓全无自治之能。且夫其言虽质，然辞出于诚，虽草野之微，愚夫愚妇，皆得发舒公道，循诗人恺悌之咏，志其所怀，安在桓圭衮冕者其言独先哉（注62）？”
赵晳补充道，“此正千载难逢之机。一朝国权委于世家，日后绝难释于众民。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注63）’，阻民于知政之外，何以养其识见，令负其立法督政之责？唯是民智未开，设公议院之事，犹需循序渐进。如遇擢人才于乡野，宜先士子后平民，以防奸人煽惑，设议院于地方，宜先城镇后乡村，以俟民习渐成。”
当晚集议在一片激烈的讨论声中结束。往后的十余日中，漱石园仿佛一口架于烈火之上的铜锅，锅中水纹翻涌，声浪鼎沸，升腾的热气充塞厅堂，一直延绵至庭园之外。直至二月十一日，一切喧腾忽然归于沉寂。当夜瑞雪初霁，月映清波间，四野虚澄，恍若太素之乡。次日清晨，四院联署，颁《宪典大纲》于海内，其大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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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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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注65）”，世间事千头万绪，须有一宪典居万法之上，定国家之体制，保国民之权利。而有关国民权利义务的条文，实江霖于大纲议定之前最后增入。江霖精通史学，深知往史中有多少篡国窃国之术，残民害民之法。古来黎庶至卑且贱，非明定“民为邦主”之宗旨，不能易其奴婢之心。惟其性命、财产、自由著诸宪典，信其不受侵害，国民方肯与闻国政，视国家为万众之公器。一旦国家有难，亦必视御侮卫国为保全天下之公利，非奴隶为其主守尺寸之私产也。
同日，中堂集议，公举赵晋为华夏共和国临时政府当国，江霖为执政，兼吏部尚书，赵晳、赵望舒为参政，分兼户部、兵部尚书，叶庭初为大理寺卿，董磬为翰林学士。复以张苍水总督江南、浙江军务，黄怀宣总督福建、台湾军务，罗子木为浙江巡抚。至于四川、甘陕、台湾等地，暂仍其旧制。诸项任命即日生效。俟全国统一五年后，由国议院召集国议会，制定正式宪典，并依法改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