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他们长年为柳家私递奏章副本——凡地方官员参奏柳家商号的折子，原件照常送入宫中，但他们会誊一份副本留存，朱批如何、转呈何处，一字不差。

至于副本，会提前一日送到柳府，柳井便有足够的时间安排人上折辩解、塞银子堵嘴、甚至提前毁掉证据。

那三名书吏被押走时，通政司的值房里还搜出了一沓空白奏章纸，纸上盖了通政司的骑缝章，朱印端正清晰，那是他们预备着替柳井“代拟”折子用的，只消填上内容、注上日期，便是一份堂堂正正的官员奏本，可以绕过内阁直送御前。

那沓白纸被缇骑收进证物袋时，在值房当值的其余书吏全都低下头去，无人敢多看一眼。

甄别之事由镇抚司、大理寺、都察院三堂会审，逐一核验。

三堂正堂里摆着三张长案，赵无眠居中而坐，大理寺卿与都察院左都御史分坐两侧，案上堆着如山证物，每一件都编了号，按日期和事由分门别类地排开。

堂下铺着三尺见方的青砖，被传讯的人一个接一个跪上来，有些人跪得直挺挺的，有些人一跪下便软成一团，有些人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只在最后签字画押时看了一眼手印上的红痕，然后缓缓按下去。

十日之间，被拘押讯问的官员、吏员、差役加起来超过两百人，诏狱里塞得满满当当，连过道都摆了草席。

草席一张挨着一张铺在阴冷的石地上，被褥薄得透光，墙角放着一只粗陶碗和半块黑面馍，有人躺在席上盯着头顶的石壁发呆，有人抱着膝盖缩在角落里低声啜泣，有人隔着栅栏与隔壁牢房的人低语，商量着出去以后如何谋生。

大多数人的确不过是攀附权贵以求升迁之徒——

有的收了柳家年节的红封，红纸拆开时里头是两锭锃亮的银锞子，面上还刻着吉祥如意四字；

有的替柳家办过些“小事”，比如在宴席上替柳井引见某位郎中、或是在某份公文的流转单上按个手印表示“已阅”。

他们当中有的是六品郎中，有的是八品主事，有的不过是九品录事，品级高低不一，可做的事大同小异，无非是递一句话、转一封信、按一个印，看起来轻飘飘的，可那些“小事”连成串之后，便是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把柳家的手伸进了每一处衙门的角落。

他们当中十之八九根本不知那些“小事”的终点在哪里。

一个工部主事涕泗横流地说，他不过是替柳井批了一张“窑匠赴外州学习新法”的公文，还以为是朝廷鼓励技艺交流的正经事，批文时还特意在旁边注了一行“此法若成，当报部备案”，自以为尽职尽责。

一个户部员外郎咬着牙说，他拨出去的银子名目是“修浚河道”，白纸黑字写在账册上，他还派了书吏去河工上查验过两回，可那两回查验时河工上确实在挖土修堤，他哪知道那笔钱最后被用来高价买了高家的高岭土，从河工账上转了三道手，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流进了柳家的私窑里。

可赵无眠坐在堂上，把各条线索串起来摊在他们面前——一张批文、一笔银两、一份名册、一道关口，单看都是寻常衙门事务，可连成一条线，便是釉料秘方被誊抄出库、经私船运往外地、在柳井和高家合营的私窑中烧制、再冒充贡瓷流回皇都，最后替换真正的贡瓷。

真正的贡瓷，那些本该送入宫中供女皇御用的精瓷，一半则被从库房里悄悄运出来，换了箱子贴上“杂货”的标签，藏匿各处，再经海商之手，高价卖出，柳家从中抽取三成利，七成交予瀛国来的商船，换回瀛国的金银、硫磺、铜料。

另一半则被装上了瀛国的海船，被当作“大庸官瓷”在异国市集上叫卖，换来的是瀛国获取暴利，一船瓷器换回的银子足以供瀛国小城半年的开销。

还有便是大庸海防布防图从兵部档房失窃后，被拆解成数个巴掌大小的纸片，塞进特制瓷瓶的空膛里，由柳家的商队夹带出城。

那瓷瓶做得精巧，尽管是普通的白瓷，可底足厚了一截，旋开之后里头空膛刚好塞进折好的纸片，再用蜡封了口，混在一堆寻常货品里，任谁也看不出端倪。

柳家的商队出城时走的是西便门，那几日恰逢城门守将轮值换了新人，盘查得松泛了些，便让那几只瓷瓶堂而皇之地过了关，送到了城外一处庄子上，再由瀛国来的细作取了去。

布防图上绘着大庸沿海的哨所分布、炮台方位、水师泊船之处，一旦落入敌手，大庸海疆便如同敞开了大门。

这些官员听完之后，脸色煞白，有的人当场瘫软，像是被人从头顶浇了一盆冰水。

有的人捶着胸脯大喊“我冤枉啊，我真的不知”，喊到喉咙嘶哑，嗓子眼里发出破锣似的声响，双手揪着自己的衣襟，几乎要把那绸料撕破。

还有的人沉默半晌，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的像，然后哑着嗓子说了一句“大人，我认罪”，三个字说得极轻，轻得像一片落叶坠地，却比旁人的哭喊都重上几分。

每个人都心存侥幸，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过是犯了一点“小事”，但积沙成塔，雪崩之下，没有一枚雪花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