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了一下，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给戈德曼发电报。以我的名义，正式措辞：第一，命令他立即停止所有针对普鲁士及其盟邦的经济操作。第二，要求他三天内提交完整的事后报告，包括所有操作的决策依据、执行路径和影响评估。第三，在报告中明确回答一个问题——他在执行这些操作时，是否考虑过可能引发的政治后果？第四，电报末尾注明——此令暂停其‘维斯瓦河经济协作区’商务代表的职务，即刻生效。”

伊丽莎白猛地抬起头。“爵爷，暂停他的职务？戈德曼是……”

“我知道他是谁。”沃尔夫冈打断了她，“他是我们最好的财务总管，是但泽协议的主要谈判人，是波兰秘密基金的负责人。但正因为他重要，我们才不能护短。电报要抄送皇帝陛下，抄送考尼茨伯爵，抄送帝国财政大臣。这不是私下训斥，是正式处分。我们要让所有人看到——奥地利不会纵容越界行为。这样，英国人的指控就站不住脚，德意志各邦也不会再害怕。”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霍夫曼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伊丽莎白攥紧了手中的文件，艾森贝格依然面无表情。

沃尔夫冈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戈德曼会怎么想？一个跟了他十余年、立下无数功劳的人，会怎么想？会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吗？被背叛了吗？沃尔夫冈清楚地记得戈德曼在波兰问题上的忠诚与忍耐，记得他在“秘密基金”设立时那份难以言说的痛苦，记得他在但泽码头上写下“父亲，我在做正确的事”时那种混杂着骄傲与愧疚的语气。但政治就是政治——一个越界的功臣，比一个越界的普通人更危险，因为他的越界会被放大，会被利用，会被当成奥地利对外政策的“证据”。

沃尔夫冈站起身，走到窗前。秋天的维也纳，栗子树的叶子落了满地，清洁工在楼下用长柄扫帚一下一下地扫着。他背对着所有人开口，声音放得很低。

“戈德曼做的事，从经济角度看，堪称完美。他用最小的代价，精准打击了普鲁士的经济命脉，没有动用一兵一卒，没有留下任何直接证据。如果是在一场纯粹的商业战争中，这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胜利。”他顿了顿，“但这是国际政治，不是商业战争。他忘了——商场上可以只算输赢，政治上必须留有余地。他让普鲁士失去了反击的能力，但没有失去报复的意愿。他给安哈尔特带来的经济压力，直接引爆了起义。这不是他的错，是他没有算到这一层。但作为指挥官，我必须让他，也让所有人知道——指挥官的授权，不等于无限授权。哪怕你把仗打赢了，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也要受到审查。”

他转过身，看着伊丽莎白。“电报发出后，你单独给戈德曼写一封私人信。告诉他，处分是政治需要，不是对他能力的否定。告诉他，等风头过去，他的位置还在。还有——”他停顿了一下，“告诉他，如果我处在同样的位置上，面对同样的挑衅，我不确定自己能比他做得更克制。但正因为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就不该有‘如果’。”

伊丽莎白郑重地点了点头。

三天后，戈德曼的回电到了维也纳。回电很短，只有两句话：“命令收到。但泽事务已移交副手。本人即日启程返回维也纳，途中将完成事后报告。”

沃尔夫冈看着回电，知道对方没有多说什么，但那种被击中的感觉已经写在了字里行间。他把回电锁进抽屉，然后去了霍夫堡宫。

皇帝看了他的处分决定，点了点头。“做得对。”皇帝说，“但别让人寒了心。戈德曼跟了你十几年。”

“臣知道。”沃尔夫冈说，“等他回来，臣会找他谈。”

皇帝没有再问。沃尔夫冈离开时，皇帝叫住了他。

“沃尔夫冈，英国人的照会，考尼茨会处理。德意志诸邦朕会派人安抚。你把戈德曼的事处理好。还有——”

“陛下？”

“你自己也注意身体。你瘦了。”

沃尔夫冈微微欠身，没有说话。

走出霍夫堡宫时，维也纳的傍晚已经凉了下来。街上行人匆匆，煤气灯刚被点亮，投下橘黄色的光。他站在台阶上，呼出一口白气。

戈德曼这一局做得有多出色，沃尔夫冈比谁都清楚。但出色与正确，不总是一回事。在这条路上，他需要的是能拿捏分寸的伙伴，而不是能把对手逼到绝路的猛将。猛将可以赢一场战役，但分寸是赢整个战争的钥匙。

他走下台阶，马车在等他。

莫扎特业绩进度：1086.3%（但泽局势因戈德曼的经济反击引发外交连锁反应，普鲁士实力受损，但安哈尔特起义与英国指控使奥地利面临政治被动。戈德曼被暂时停职，核心团队信任经受考验。）

个人理想准备度：1088.8%（他亲手处分了最忠诚的战友，不是因为他的战友做错了，是因为政治需要一场“仪式”。他把戈德曼的功绩锁进抽屉，把处分电报发遍帝国高层。政治就是这样——有时候你明知一个人有功，却必须因为他做得“太有功用”而惩罚他。这是他最不喜欢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