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后的第一个清晨，宋松是在市汽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醒来的。

怀里，宋绒还在睡，呼吸均匀，烧已经退了。晨光从高大的玻璃窗斜射进来，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光柱，灰尘在光里飞舞。

宋松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第一反应是摸自己的脸。

光滑的。

没有凹凸不平，没有痛痒，什么都没有。她猛地坐起身，把旁边一个打盹的老大爷吓了一跳。

“闺女，做噩梦啦？”老大爷嘟囔着翻了个身。

宋松没回答，手忙脚乱地从布包里翻出那面破了一半的小镜子，对着脸照。

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下有浓重的黑眼圈，头发乱糟糟的——但是脸上干干净净，别说疱疹，连个红点都没有。

她卷起袖子。胳膊也光洁如初，甚至...好像比之前更白了些？

昨晚在医院，医生还说“目前无法确定病因，需要观察”，今早却连痕迹都没留下。

如果不是口袋里还揣着那张化验单和没吃完的药，她真的会以为自己做了一场荒诞的梦。

“姑姑...”宋绒醒了，揉着眼睛坐起来，“我饿。”

宋松回过神，把镜子塞回包里：“走，姑姑带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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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的市区，对两个刚从山里逃出来的女孩来说，大得像一个迷宫。

高楼不多，但比县城密集；马路更宽，车更多，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街边店铺的招牌五颜六色，卖什么的都有。

宋松抱着宋绒，站在出站口，被扑面而来的人潮和声浪冲击得有点发懵。

她们在车站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小旅馆，一晚八块钱，房间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掉了漆的桌子，厕所公用，在走廊尽头。

安顿下来后，宋松数了数钱：车票花了二十二块五，旅馆八块，再加上早饭吃了三块钱的包子，现在还剩不到两百块。

两百块，在市区能活几天？

“绒绒，咱们得找活干。”宋松对正在床上玩破布娃娃的宋绒说。

接下来的三天，宋松几乎走遍了车站附近所有贴着招工广告的地方。

饭店招服务员，要身份证；工厂招女工，要体检证明；商店招售货员，要本地户口...她什么都没有。

第四天下午，她拖着酸痛的腿回到旅馆，看见老板娘正坐在门口嗑瓜子。

老板娘五十来岁，本地人，胖胖的，姓刘，人还算和气，这些天对两小姑娘多有照顾，平日里和其他租客，街道邻居相处也挺融洽。

“小宋啊，工作找得咋样了？”刘姨问。

宋松摇摇头。

刘姨吐掉瓜子壳：“我看你带着孩子也不容易...这样吧，我有个亲戚在城西工地开小卖部，正缺个帮忙看摊的，活不累，就是时间长点，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九点。一个月一百二，包中午一顿饭。你去不去？”

宋松眼睛一亮：“去！”

“不过，”刘姨压低声音，“我那亲戚脾气有点怪，你多担待。还有，孩子不能带过去，你得自己想办法。”

宋松的心沉了沉。

她看看趴在窗户边看街上汽车的宋绒，咬咬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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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那片工地是新建的开发区，尘土飞扬，机器轰鸣。

小卖部就是个铁皮棚子，里面堆满了烟酒零食、泡面火腿肠，还有劳保用品。

老板姓孙，是个秃顶的矮个子男人，果然脾气怪，话不多，看人时眼睛总斜着。

“每天早上六点开门，清点货物，卖东西，记账。”孙老板说话像在吐钉子，“中午我给你带饭，晚上九点关门，把当天的钱点清楚交给我。少一分钱，从你工资里扣。”

宋松点头：“知道了。”

“还有，”孙老板打量着她，“你住哪？”

“车站那边的小旅馆。”

“太远了。工地后头有排临时工棚，有空房，一个月二十，你要不要？”

宋松想了想，答应了。虽然工棚条件差，但能省下旅馆钱，而且离得近，中午能回去看看宋绒。

工棚比她想象得更简陋，一排红砖房，屋顶是石棉瓦，窗户没玻璃，用塑料布蒙着。

她分到的那间只有十平米，除了一张破木板床和一张桌子，什么都没有。但至少有门有锁，还有个能烧煤球炉的小灶台。

安顿下来的第一天晚上，宋松搂着宋绒躺在硬板床上，听着隔壁工棚传来的打牌声、划拳声，还有远处工地彻夜不息的机器轰鸣，久久不能入睡。

“姑姑，这里好吵。”宋绒小声说。

“嗯。”

“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这里就是家。”

宋绒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传来均匀的呼吸声。

宋松睁着眼，看着天花板上晃动的光影——是外面工地的探照灯透过塑料布照进来的。

她想起宋家沟的夜晚，那么安静，能听见虫鸣蛙叫，能看见漫天繁星。

这里没有星星，只有永远亮着的灯，和永不停歇的噪音。

但她不后悔。至少在这里，她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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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卖部的工作枯燥但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