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生们七嘴八舌的追问下，方澈简略讲了讲雷公山如何从无到有发展副业，如何攻克技术难关，如何把产品卖到县里、地区，最后竟然挤进了广交会，接到了外贸订单。她没有夸大其词，但那些具体的过程、遇到的困难、解决的方法，听在这些尚未真正走出校园的农学学生耳中，不啻于一场传奇。

几个学生看方澈的眼神彻底变了。先前或许只是觉得她勤快、脾气好，此刻却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惊异、敬佩，甚至是一点点仰望。

一个能白手起家创建品牌，还把产品卖到广交会的能人，竟然跑来给他们当助理，干着最基础的农活，还自掏腰包请他们喝汽水！他们......真的不是在做梦吗？

方澈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崇敬能带来倾听的意愿，她不能一直在团队中只是个打杂的存在。

何教授今年承接了一项重要的育种任务。利用花粉单倍体育种技术，为本地选育一个更高产、适应性更强的玉米新品种。

这项技术能大大缩短育种年限，是农业科研的前沿。然而，进展却极其缓慢。关键在于“花药培养”这一步——如何从玉米雄穗上取下的细小花药中，诱导出能发育成植株的愈伤组织。小组尝试了多种培养基配方和培养条件，但诱导率始终徘徊在极低的水平，绿色、健康的愈伤组织寥寥无几。

连续多日，方澈和大家一起泡在实验室，仔细观察那些在培养皿中或枯萎或褐化的花药。她不仅看，还详细记录了每批花药采摘时母株的生长状态、田间温度、甚至当日的天气。

几天后的项目讨论会上，当一位师兄再次汇报失败的实验结果时，一直静静聆听的方澈开口了。

“何老师，师兄，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她语气平和，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我们是不是太关注培养基本身的配方了？或许，问题的源头在花药本身的质量上。”

她走到黑板前，画下一株简笔玉米，“花粉单倍体育种，花药是起点。它的生理状态，直接决定了离体培养时的可塑性。”她指出，“但我观察记录发现，所有成功诱导出愈伤组织的花药，都来自田间长势最健壮、没有丝毫病虫害威胁的植株。而那些生长稍弱，或经历过短暂温度波动、水分胁迫的植株，花药几乎全部失败。”

她顿了顿，看向何教授，“我在想，我们是不是把健康的标准定得太低了？对玉米这种作物而言，或许需要近乎完美的生理状态，它的花药才具备足够的能量和内在激素平衡，去响应离体培养的诱导信号。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建立更严苛的供体植株筛选标准？比如，只在试验田中心水肥最均匀、毫无逆境胁迫史的区域，选取顶尖的几株，并且在取材前一周，就对它们的生长环境进行更精密的调控，确保处在一个最舒适，积累最多正向能量的状态。”

实验室里一片寂静。这个思路跳出了当时普遍专注于培养基改良的范式，直指生物材料本身的内在质量。何教授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着思索的光芒，几位学生也陷入了沉思。

“有道理。”何教授缓缓点头，“方思君这个观察很细致，建议也值得尝试。从明天起，我们调整方案，按方澈说的标准取材，再试一次。”

新的方案立即被执行。大家精心划出一小块风水宝地，给予最优管理，从中选取最健壮的植株，在最适宜的时辰采摘花药，培养皿再次被送入恒温光照室。

等待的日子里，方澈依然忙碌于各种基础工作，但团队成员与她交流的神情已然不同，当方澈说话时，他们会特意停下手中的记录本，侧过身来听她说话，生怕错过什么新的知识点。

第七天早晨，负责观察的师兄冲进办公室，声音因激动而颤抖，“何老师！方思君！成了！诱导率……诱导率提高了将近五成！而且愈伤组织长得特别健壮！”

那一刻，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方澈身上，惊讶、钦佩、欣喜，交织在一起。

“方姐，你神了！”孙卫国看着数据，心悦诚服。

自此，方澈在课题组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她不再仅仅是“何教授带来的助手”，而是成为了大家遇到难题时乐于探讨、征求意见的对象。她总能从田间最细微的现象出发，提出切中肯綮的见解，无论是关于水稻合理密植的田间验证，还是对不同引进玉米品种适应性的快速判断，都展现出令人信服的实践智慧。她渐渐成了这个科研小组某种意义上的核心，尽管她的学历表依然是最不起眼的。

一天，何教授在系里遇到另一位搞水稻育种的老同事。对方半开玩笑半是羡慕地说：“老何，听说你手下新来了个宝贝？哪儿挖来的神仙？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何夕照教授扶了扶眼镜，望着窗外试验田里正带着学生检查杂交套袋的方澈忙碌而沉静的身影，脸上露出又骄傲又欣慰的笑容，轻轻吐出两个字。

“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