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厚厚的透明看护板，祝好歌看着严婷婷。

她坐在里面那间会见室的椅子上，被宽大的袖口遮住的手腕没有戴上手铐，苍白地搭在膝盖上。她的头发被剪短了，贴着脸侧，显得无神的双眼更加没有焦点，直直地望着前方某一个空白处发愣。

严格来说，严婷婷现在还不能算是常规意义上的服刑人员。

她杀了人，还不止一个。警方立案侦查后，精神鉴定很快被提上流程。只是像她这种在重大暴力案件中表现出明显精神异常的疑犯，不能被简单地关进普通看守所，此外她家里的情况又更特殊——她已经没有任何直接相关的亲属了。

现在她被安置在津口市郊一处承担强制医疗和司法精神病看护职能的安康院里，外面是挂着医院的牌子，里面却有高墙、门禁、警务室和不间断的巡查。走廊尽头的门一层套一层，想要获得探视资格得先登记身份证件并核验关系，连手机和随身物品都要寄存，进去之前还要签一张承诺书，写明不得传递物品，不得刺激病人，不得录音录像等等繁琐的要求。

按理说，祝好歌当然见不到她。

既不是严婷婷的近亲属，更不是办案相关的人员和律师。她能被允许站在这里，实在是破例。

这件事是大学时的好友小叶子帮祝好歌办成的。

外号叫小叶子这位真名是叶知微，国大法学院毕业，现在倒没那么正好能在津口市检察系统工作，不过她也算是有些人脉。她没有、也不可能为祝好歌“开后门”到能干预案件的程度，只是在自己职责范围之外，替她问了问有没有非接触式观察的可能。

当然了，理由给出的很漂亮，说祝好歌曾经与本案相关人员有过接触，愿意配合后续社会关系线索整理，她不会和该人员交谈，只在医护和看护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短暂确认对方状态云云，就这么帮祝好歌争取到了看一眼严婷婷的机会。

而严婷婷并不知道有人来看她——她确实已经丧失了认知到这些事情的能力。

在玻璃之外，祝好歌没停留太久，只因心里不是滋味。

和那晚最后看到严婷婷时一样，她不哭不笑，安静得像一根枯木。偶尔，她的眼珠会轻轻动一下，呈现出惊疑地追逐着某个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的状态。陪护人员轻声告知祝好歌，说她有时候会突然说话，可是内容十分模糊，发音位置也很怪，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嘶鸣，完全认不出来到底在说什么。

祝好歌的指尖轻轻蜷了一下。

这就是被洪猓狩猎之后留下的状态，那些幸存者——真的能叫做“幸”吗——无一例外都是如此。

和单纯的精神崩溃或常规意义上的幻听妄想不同，它更像某种外力在人的神经系统里强行打过一个结。

人的大脑本来就不是一个洁净的容器，记忆、情绪、欲望、恐惧都通过神经网络彼此连接。长期压抑的愤怒会改变人对信息的筛选，创伤会让杏仁核过度警觉，奖赏系统又会让人对“终于反击”的快感产生近乎成瘾的依赖。

这是可怕的，也是“正常”的。

而洪猓做的事，才不是凭空创造恶意，只是故意地把人脑中那些本来分散的暗流捋在一起，行成共鸣。

怨恨，羞辱，忮忌，无穷无尽的能点燃种种欲望的小恶，这些东西原本就存在。它们不一定都是坏的。幸福与满足是一种命运的赏赐，可更多人正是靠着一口怨气撑过漫长的不平等，靠着“不能就这样算了”的念头让自己变得更坚韧和更不肯向命运低头。恶与怨，有时候只是人在被压迫之后长出来的骨刺。

可同样的东西，也会把人诱向自毁。

区别应该在于选择。

至少祝好歌一直这么认为。

人可以恨，可以怨，可以想象一百种报复方式，可是最终要不要跨过那条线的抉择，应该完全属于她自己。哪怕为之疯魔，也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而不是被什么东西贴在耳边，一遍又一遍地被引诱着走向本来不至于如此的路。

祝好歌看着严婷婷的脸，垂下眼帘，和陪护人道谢说自己就先出去了。

郊外的树很多，蝉鸣声海浪一样有节奏地唱着，祝好歌站在一片树荫处，给小叶子打了个电话。

那边很快接起，响起清越郎朗的女声：“看完了？这么快。”

“嗯。”祝好歌说，“谢了，回来请你吃饭。”

“别。”小叶子叹了口气，“我只是帮你问了一句，而且人家同意是因为你确实在案子外围出现过，不是因为我面子大。你就别搞这么复杂了，到时候给我惹麻烦。”

但是很快，小叶子的私人微信号就发过来了她对吃什么的要求。

祝好歌笑了声：“知道了。”

小叶子冷哼：“你每次都说知道。大学的时候我给你改辩论稿，毕业以后我给你找案卷里那些能公开的信息，现在连强制医疗机构的探视规定都要替你来问。我真是上辈子欠你的，大概我就是你的专用牛马。”

祝好歌沉默了一下，才说：“以后少麻烦你。”

“哎你这人！”小叶子的语气反而急了些，“你的那些事，我又不是不知道。要是我还不帮你，你又要怎么办？我只是嘴碎，你别往心里去——我不一直这样吗？哎呀，行了，下次我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