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尤是在一个周三的下午接到方远征电话的。不是那种普通的、寒暄式的电话，而是那种一开口就让你知道出大事了的电话。方远征的声音很沉，像是一块石头被丢进了深水里，没有水花，没有涟漪，只有一声闷响，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翟尤，有个案子，需要你帮忙。”

翟尤正在给一只泰迪清理耳朵，手里的棉签停了一下。泰迪的耳朵很脏，棕色的耳垢糊满了耳道，散发着一种发酵了很久的酸臭味。他把棉签扔进垃圾桶，把泰迪从诊台上抱下来，交给它的主人，洗了手，拿起手机，走到门口。

“什么案子？”

方远征沉默了几秒钟。那种沉默不是犹豫，不是斟酌，而是一种更沉重的、像是在整理一堆碎玻璃、要把它们拼回原来的形状、但发现有些碎片已经找不到了的那种沉默。

“一个老人死在自己家里。独居，没有子女，老伴前几年走了。死了一个多星期才被发现。现场有一只猫，是老人养的。猫现在还活着，但状态很不好，不吃不喝，不动，不叫，像是……像是被吓傻了。”

翟尤握着手机的手指收紧了。

“猫在哪儿？”

“市局。我们把它带回来了，放在风暴以前的笼子里。陈屿在照顾它，但它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就这么趴着，像死了一样。我们想把它送到你那里，但它的状态太差了，怕路上出问题。你能来一趟吗？”

翟尤说了一个字：“能。”

他挂了电话，走进诊所，脱了白大褂，换了外套，背上双肩包。安安蹲在诊台上，红色的眼睛看着他，那种目光里有一种很老很老的、像是看穿了一切但什么都不说的沉稳。小黑蹲在安安旁边，绿色的眼睛也看着他，尾巴在桌面上扫来扫去。小雪从笼子里站起来，走到笼门边上，把脑袋从栏杆的缝隙里伸出来，异色的眼睛看着他。

“你们待着，我去去就回。”翟尤说。不是“我出去一下”，不是“我很快就回来”，而是“我去去就回”。这四个字里有一种承诺的意味——我会回来的，不管那边发生了什么，不管我看到了什么，不管我的心被那些东西压得多重，我都会回来的。回到你们身边，回到这个破旧的、窄小的、但充满暖意的诊所里，躺在折叠床上，听你们的呼噜声，在黑暗中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等那只猫从水渍里跳出来，趴在你的胸口，给你做心脏按摩。

翟尤到市局的时候，陈屿在门口等他。年轻的训导员脸上有一种翟尤从未见过的表情，不是悲伤，不是同情，而是一种更复杂的、像是被人用手掐住了喉咙、想说点什么但说不出来的那种憋闷。他带翟尤走进那间熟悉的房间——风暴以前住的那个房间。铁门推开的时候，翟尤闻到了一股味道。不是消毒水的味道，不是狗粮的味道，而是一种更隐秘的、更让人不安的、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腐烂的味道。

不是猫的味道。是死亡的味道。那个老人的死亡，在房间里弥漫了一个多星期，渗进了墙壁、地板、家具、窗帘，渗进了那只猫的毛里、皮里、骨头里、心里。猫把那个味道带到了这里，带到了这个曾经住着风暴的、阳光能从窗户照进来的、地面上铺着绿色胶垫的房间里。它不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但它知道那个味道让它害怕。害怕到不吃不喝，不动，不叫，只是趴着，把自己缩成一个小小的、灰色的、快要消失的毛球。

翟尤蹲在那个笼子前面，看着里面的猫。这是一只灰色的狸花猫，不是纯种的那种，就是路边最常见的那种，灰底黑纹，像一只小老虎。它的体型不大，大概五六岁的样子，但它的状态很差，瘦得皮包骨头，毛色暗淡，像是一块被雨水淋了很多天的旧抹布。它趴在笼子里，头埋在两条前腿中间，耳朵往后贴着，尾巴夹得紧紧的，整个身体缩成一团。它的眼睛是睁着的，但目光是散的，像是在看什么很远很远的地方，又像是什么都没在看。

翟尤打开了接收信号的开关。

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听到。不是没有信号，而是信号太弱了，弱到像是从一个已经关闭了的电台传来的，只有电流的滋滋声，没有声音，没有音乐，没有任何可以辨认的信息。他把注意力的范围收窄，收窄到只能容纳这只猫的身体，然后在那片狭窄的、安静的、只有心跳和呼吸声的空间里，等待。

等了很久。

然后他听到了。

不是声音，是画面。不是完整的画面，是碎片。黑暗中的碎片，像是有人在黑暗中打碎了一面镜子，镜子的碎片散落在地上，每一片都映照着同一个场景的不同角度。翟尤把这些碎片一片一片地捡起来，在脑子里拼凑，拼了很久，拼出了一个模糊的、但足够让人明白发生了什么的全景。

客厅。不是很大，但收拾得很整齐。沙发上的垫子摆得整整齐齐，茶几上有一个搪瓷茶杯，杯壁上印着一朵牡丹花。电视机开着，但没有声音，画面在闪，像是在播放一个没有观众的节目。老人躺在地上，不是躺在沙发上的那种躺，而是倒在地上的那种倒。他的身体蜷缩着，脸朝向一侧，眼睛半闭着，嘴唇发紫，手伸向一个方向——猫的方向。猫蹲在沙发上，看着老人，看了很久。它不知道老人怎么了，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起来，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给自己喂饭。它饿了，它叫了，叫了很多声，老人没有回答。它跳下沙发，走到老人身边，用脑袋蹭了蹭他的手。老人的手很凉，不是正常的凉，是那种没有血液流动的、像一块石头一样的凉。猫不知道凉是什么意思，它只知道老人在睡觉，睡得很沉，沉到它怎么叫都叫不醒。

一天。两天。三天。猫饿了，开始吃家里的东西。它找到了厨房，找到了猫粮袋子，用爪子把袋子扒开，把头伸进去，吃。它吃了很多，吃完了猫粮，吃完了所有能吃的東西。然后它开始喝水，喝马桶里的水，喝水池里积存的、已经不干净了的水。它不知道老人已经死了，它只知道他还在那里，躺在地上，不动的，凉凉的，叫不醒的。它每天去蹭他的手，每天去舔他的脸，每天在他身边蜷一会儿，然后走开，然后回来，然后走开，然后回来。

它不知道过了多久。它只知道有一天，门开了，很多人进来了，穿着不同的衣服，说着它听不懂的话。有人把它抱起来，放进了笼子，带到了这里。它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不知道这些人要干什么，不知道老人为什么不跟它一起来。它只知道它饿了，但它不想吃。它只知道它渴了，但它不想喝。它只知道它很累，但它睡不着。因为只要闭上眼睛，它就会看到那个画面——老人躺在地上，手伸向它，眼睛半闭着，嘴唇发紫，再也不动了。

翟尤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的脸上全是泪。不是那种无声的、克制的、怕被人看到的泪，而是那种控制不住的、像决堤的河水一样的、怎么都挡不住的泪。他蹲在笼子前面，看着那只灰色的狸花猫，看着它缩成一团的、瘦得皮包骨头的、毛色暗淡如旧抹布的身体，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它守了他一个星期。它以为他在睡觉。它一直在等他醒来。”

翟尤把手伸进笼子，轻轻地、慢慢地，放在了猫的背上。猫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又放松了。不是因为它不怕了，而是因为它已经没有力气怕了。它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那一个星期里，用在叫醒老人的叫声里，用在蹭老人手心的脑袋上，用在舔老人脸的舌头上。它的力气用完了，它的身体空了，它的心也空了。

“它叫什么名字？”翟尤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