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顿了顿，把登山包从肩膀上卸下来，塞进俞栖迟对面的行李架上，动作干净利落。

“但最值得提的，”伊莲继续说，语气里带上了一种可以称为“骄傲”的温度，“是那里的松林。赫拉顿北面有一片松树林，从山脚一直铺到山顶，几十公里全是松树，没有别的。一到冬天，雪落在松枝上，一层叠一层，把整片树林压成一片凝固的白色——你会觉得那不是森林，是一片被冻住的海，海浪都还在。我小时候每年冬天都去，后来上了大学就没再去过了。”

男生趁她喘气的间隙插进了自己的名字：“我叫邓时寒，塞西尔大学的，大三，学的是农业经济——听起来很无聊对吧，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边把自己的灰色双肩包拿起，一边朝俞栖迟伸出一只手，那姿势既正式又随意。

“我家在洛桑谷，你可能没听说过，是藏在丘陵里的小地方，开车到最近的城市要四十分钟。但那儿——葡萄园和苹果园，山丘上全是，像梯田但没那么陡。春天苹果花开的时候，整座山都是粉白色的，风一吹花瓣就往下掉，像在下雪，清香的雪。

夏天葡萄藤爬满了架子，走在下面像走在绿色的隧道里，头顶全是小串的葡萄，还不能吃。到了秋天，采摘季，每家每户都会办酒会。邻居们聚在一起，把自家酿的酒拿出来分享，有人弹吉他，有人唱歌，喝多了就跳舞，一直闹到后半夜。

我去年秋天带了一箱去学校，在小山上班里同学喝倒了三个，有一个睡在枫树下面，早上醒来脸上爬了一只蜗牛。”

邓时寒说着，眼睛亮了起来，一种真正的、从记忆深处被点燃的光。他一边说一边弯下腰去翻自己的双肩包，拉链拉开的声音在狭小的包厢里显得格外清晰，然后他从包里掏出了一瓶葡萄酒——深绿色的玻璃瓶，没有标签，瓶口用蜡封着，蜡的颜色是暗红色凝固的血液。

“自家酿的，”邓时寒把酒瓶举起来，让头顶的灯光透过玻璃，酒液在光线下呈现出一种深石榴红色，边缘泛着紫，“我出发前我爸硬塞给我的，说路上跟人分享。你们要不要来一点？”

他看向俞栖迟，又看向那个已经在对面椅子上坐下来的伊莲。

俞栖迟摇了摇头，手指不自觉地摸了摸自己手腕内侧的皮肤——那里没有红疹，她喝完酒之后半小时内就会出现。

“我对酒精过敏，真的不能喝，好意心领了。”俞栖迟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诚恳，因为她确实在几次尝试之后接受了自己和酒精无缘的事实，那种全身起红疹、心跳加速、呼吸困难的体验俞栖迟不想再经历第三次。

伊莲也摇了摇头，把风衣的领子放了下来，露出一截细长的、线条分明的脖子。

“我明天要去面试，”她说，“北方矿业，初级勘探师岗位。火车早上六点到，面试是九点，我得保持清醒，最好连黑眼圈都没有。”

伊莲用手指在自己的眼睛下方比划了一下，那里的皮肤确实有一层淡淡的青色，像墨水在宣纸上洇开的边缘。

俞栖迟从背包里掏出了她的三明治，两片全麦面包，中间夹了火腿、生菜和一片切达奶酪，用保鲜膜包了两层，已经压得有些扁了。她撕开保鲜膜的时候，面包的麦香味和火腿的烟熏味一起散了出来，在密闭的包厢里弥漫开来，带着一种不属于旅途的温暖。

“我只有这一个，”俞栖迟说，“要来点吗？”

邓时寒已经把自己的葡萄酒塞回了包里，从另一个侧袋里掏出了一袋饼干，深蓝色包装，印着“米尔顿”的字样，但仔细看，“Milton’s”中间的那个字母‘l’比正版的细了一点，封口处的锯齿也不够整齐。不是正品，是某个小作坊的仿制品，但味道也大差不差。

伊莲翻了一会儿自己的包，最后找出了一小袋坚果。牛皮纸的折口处用一根棕色的橡皮筋缠了两圈，核桃仁和杏仁混在一起，有些核桃仁碎成了小块，杏仁的表面还带着一层薄薄的褐色外皮，没有经过精细的去皮处理。伊莲撕开牛皮纸的时候，有几粒碎屑掉在了桌上，她用手指把它们拢到一起，推到了桌角。

三样东西放在折叠桌上，三明治被俞栖迟用钥匙切成了三份，切得不太均匀，最大的一份她推给了邓时寒，因为他看起来最能吃。三个人坐在各自的椅子上，膝盖几乎碰到了桌腿，形成了一个微妙的、临时性的、由食物连接的三角形。

他们吃了一会儿，只有咀嚼的声音和窗外站台上逐渐稀疏的人声。然后邓时寒用纸巾擦了擦手指，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扑克牌，牌盒已经磨得发白，边角微翘。

“玩不玩？”他问，“拉米，或者别的什么，反正还有二十多分钟才发车。”

俞栖迟把最后一口三明治咽下去，点了点头。伊莲也点了点头，伸手把桌上散落的坚果壳扫到一边，腾出一块干净的地方。邓时寒开始洗牌，牌在他手指间发出清脆的、连续的“啪啪”声，那声音在狭小的包厢里来回弹跳，成了欢快的背景音乐。

他发牌，每人十张，剩下的牌摞在桌面中间，最上面一张翻过来，作为弃牌堆的起点。伊莲拿起自己的牌，拇指把扇面推开，看了一眼，面无表情地把三张红桃顺子抽出来，码在桌面上。俞栖迟还在整理自己的牌，邓时寒已经迫不及待地从弃牌堆上抽了一张，然后把自己手里的一张废牌扔了回去。

窗外，站台上的钟指向了七点二十八分，还有四分钟。天棚的玻璃外面，那艘飞艇的航行灯还在缓慢地闪烁。

没有人再看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