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毅在大院里有了第一个朋友——周玲玲。她比杨毅大五岁，是团部卫生队李医生的女儿，师政委老周的孙女。

第一次见面，周玲玲正在吃冰糖葫芦。她把糖葫芦在杨毅面前晃了晃，杨毅咽了口唾沫。她就把手里那根掰成两半，大的一半塞给杨毅。

杨毅咬了一颗，酸得皱眉，又甜了。周玲玲看他那表情，笑得前仰后合。

从那以后，她走到哪儿都带着杨毅。带他看战士们出操，带他到后山捉蚂蚱，带他去伙房偷馒头。

她一个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杨毅听着，偶尔点一下头；她看到他衣服扣子掉了，就帮他缝上；看到他鞋子破了，就让她妈给买新的。

她把杨毅当亲弟弟一样疼。

有一天周玲玲带他爬上大院东南角最高的梧桐树。杨毅爬得很慢，腿在发抖，她在上面伸出手拉了他一把。那只小手稳稳当当的，充满安全感。

两个人坐在树杈上，周玲玲指着远处的青山说：“那边就是南方。”

“南方很远的。”杨毅说。

“嗯，很远。我爸说以后我们可能会搬到南方去，那边有大海，冬天都不用穿棉袄。”

杨毅没有说话。他只是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看到了很远很远的山。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南方不只有大海，还有一份责任和使命等待着他。

七年过去了……

杨毅十二岁了，长高了许多，瘦但不再单薄。他还是会无缘无故地发高烧，浑身先冷后烫，烧一两天就退。每次发烧，左手掌心那块褐色胎记都会颜色变深，透出一层暗金色的光——像有什么东西在皮肤底下醒着，只是还没有睁开眼睛。

刚过端午节，部队接到换防命令，整个师要搬到南方去。杨红军七十多岁了，不想跟部队走，决定留在平安县派出所看大门，杨毅跟他住宿舍、在县城上初中。

大院里的孩子们陆续离开。杨毅站在大门口，看着那些绿色的军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出营区。

赵小军趴在车窗上喊了一声什么，引擎声太大，没听清。

孙建国坐在卡车后斗里，朝他比了个大拇指。

李浩然从吉普车探出半个身子，喊得最大声：“我会给你写信的——”声音被风吹散了。

周玲玲走的时候，站在杨毅面前，隔了一拳的距离。

“你要好好学习，英语单词要天天背。还有……你不许忘了我。”

杨毅看着她的栗色眼睛，看了好久。

“不会的。”他坚定地说。

她转身跑向小车，挥了挥手，车窗摇上去，车汇入绿色的车队，变成一粒越来越小的绿点，消失在大路尽头。

杨毅站在空荡荡的大院门口，翻开左手掌心。那片勺形的胎记在阳光下泛着暗金色的光，隐约有温度从中心扩散开，一圈一圈，从手心传到手腕，从手腕传到手臂，沉入胸口，沉入心脏。

他攥紧拳头，把那团温度握在手心，转身朝派出所走去。

身后，大院的门缓缓关上。门柱上的红五星闪了一下，然后和整座大院一起沉入了暮色。

他不知道的是，六年后，那个叫周玲玲的姐姐会以一种他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出现在他的生命里。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

而那把沉睡在他左手心里的汤勺，正在慢慢醒来，迎接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