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弘微在建康给谢灵运写了一封信。这一次不是暗语，是明话。信写得很短，只有几句话——“彭城王不是坏人，但他身边的人不是好人。你要小心。”

谢灵运读完了，把信折好，塞进袖子里。

沈令仪正在诊台边给一个老人切脉，没有看他。

谢灵运走出存仁堂，走到沐鹤桥上，站了一会儿。桥下的溪水在八月骄阳下闪着碎金般的光，河床上长满了水草，绿油油的，随着水流轻轻摇摆。他想起刘义康的样子——二十六岁的亲王，聪明，能干，有野心。他帮过自己，也提醒过自己。他们是利益之交，不是朋友。利益在，交情在；利益散，交情散。这是朝堂上的规矩，他懂。

他不懂的是另一件事——刘义康身边的人为什么容不下他？他和孟顗没有私仇，和刘湛也没有私仇。他们对他，与其说是恨，不如说是忌惮。他们忌惮谢家的门第，忌惮他的才华，忌惮他在永嘉一呼百应的能力。他们怕他有一天会回到朝堂上，占了他们的位置，抢了他们的风头，坏了他们的好事。

他们不知道，他根本不想回去。

他想回也回不去。他在永嘉种了四年的田，手上全是茧子，脚上全是泥。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穿着紫色朝服、站在太极殿上写诗的谢灵运了。他是一个种田的，一个推广番薯的，一个修路架桥办学堂的。他们怕他，是怕错人了。

“谢先生。”赵叔的声音从桥头传来。

谢灵运转过身。赵叔站在桥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衣，手里拿着一卷公文。

“张郡守送来的。说朝廷要各州县统计番薯种植面积，上报尚书省。”

谢灵运接过公文，展开，看了一眼。措辞正式，格式规范，盖着永嘉郡守的大印。内容是统计番薯种植面积、产量、推广情况。看起来是一份普通的行政公文，但谢灵运看出了背后的意图——朝廷开始重视番薯了。重视，就意味着要管。管，就意味着要收税。

他把公文卷起来，塞进袖子里。

“赵叔，你回信给张郡守，说芝县的番薯种植面积是零。”

赵叔愣住了。“零？”

“芝县没有番薯。芝县只有番薯种。番薯种不卖，只借。借给农民种，收了番薯还种。种不是粮食，是种子。种子不收税。”

赵叔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笑了。他笑的时候露出了缺了牙的牙床，露出了眼睛里闪烁的泪光。“谢先生，你这招高。”

谢灵运没有笑。“不是高。是保命。”

元嘉十一年九月，谢庄的父亲从建康来到了芝城。

谢庄的父亲叫谢暻，是谢弘微的长子，在朝中任太子舍人。此人身量不高，面容清秀，眉目间有一股忧郁的气质。他穿着一件青色官袍，没带随从，骑着一匹瘦马，一路风尘仆仆。他在沐鹤桥头下了马，看着桥下的溪水和两岸的屋舍，看了很久。

谢庄在番薯地里干活，听说父亲来了，扔下锄头就往桥上跑。跑到桥上，看见父亲站在桥头，双手垂在身侧，面无表情，只有眼睛里有光。

“爹。”谢庄站在父亲面前，有些拘谨。

谢暻看着儿子，看着他晒黑的脸、粗糙的手、短褐上的泥巴和草汁，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摸了摸儿子的头。

“黑了。”

“爹，我学会了种番薯。”

谢暻点了点头。“你叔公让我来看看你。他说你在这里学得很好。”

谢庄低下头。“爹，我会好好学的。”

谢暻没有再说。他牵着马，跟着儿子走过沐鹤桥，走进存仁堂。沈令仪正在诊台边给一个孩子看病，看见他进来，微微点了点头。

“谢大人，请坐。”

谢暻坐下来。他看着这个女大夫，看着她诊脉、开方、抓药、嘱咐孩子的母亲怎么煎药。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很专注，眼睛里只有病人，没有他。

“沈大夫，”他开口了，“庄儿在芝城，给你添麻烦了。”

沈令仪抬起头看着他。“没有。他很听话，也很能干。种田、养鱼、染布，都学得快。”

谢暻沉默了片刻。“沈大夫，你觉得庄儿将来能做什么？”

沈令仪想了想。“能做好官。”

谢暻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沈令仪低下头，继续整理药材。“因为他知道粮食是怎么长出来的，衣裳是怎么染出来的，百姓是怎么活着的。知道这些的人，不会做坏官。”

谢暻看着她，看了很久。他忽然明白父亲为什么要把儿子送到芝城来了。不是为了让儿子学种田，是为了让儿子知道——粮食不是从粮铺里长出来的，衣裳不是从布庄里变出来的，百姓不是靠官老爷的几句空话就能活着的。知道了这些，将来做官，才不会坐在衙门里拍脑袋。

“沈大夫，”他说，“谢谢。”

沈令仪没有抬头。“不用谢。庄儿是谢家的人。谢家的人，芝城欢迎。”

（第二十九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