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七，京城下了一场雨。雨丝细得像绣花针，密密地扎进甜水巷的青石板缝里，激起的土腥味混着远处街口飘来的炊烟，氤氲成一片灰蒙蒙的雾气。苏惊时从吏部回来的时候，官服的袍角湿了大半，进门时在门槛上绊了一下——他低头看了看那只脚，觉得有些陌生。这双腿驮着他从大理寺的审讯堂走到天字号院的厢房，又从厢房走到今日复职的值房，走了将近一个月的路，却好像还没有找回走路的节奏。

七福从门房里探出头来，看见是他，手里的鸡毛掸子差点掉地上。“少爷！你怎么自己走回来了？不是说了今天下值我去接你吗？”他一边说一边手忙脚乱地接过苏惊时手里的油纸伞，伞面上的水甩了自己一身。苏惊时看着他被雨水打湿的圆脸，伸手替他把额前一缕湿发拨开，声音温和：“几步路的事，不用接。”

七福不信。少爷上次被大理寺放回来的时候，在院子里站了半盏茶的工夫才迈出第一步，像是忘了自己家的门槛该用哪只脚跨。这几天虽说回吏部复了职，可每晚书房的灯都亮到三更，七福半夜起来添茶，隔着窗纸看见少爷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吏部则例》，一页都没翻。他在看窗外。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那棵老海棠光秃秃的枝条，和阿柘走之前劈好的那一摞柴。

“少爷，”七福跟在他身后进了书房，一边替他解披风一边小心翼翼地问，“你今天在衙门里……还好吗？”

苏惊时在书桌前坐下，拿起桌上那盏冷掉的茶，抿了一口。茶叶是昨天泡的，七福忘了换，涩得发苦。他咽下去，把茶盏放回原处，说：“挺好的。”

他没有说谎。吏部的同僚们待他一如往常——郑郎中见了他还是笑眯眯地喊他“惊时”，考功司的书吏照常把公文递到他案头，连门口那个总打瞌睡的老门房都还是那副半睡半醒的样子。没有人提驸马案，没有人提长公主，没有人提他在大理寺那二十三天。所有人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这种刻意的正常，比任何指指点点都更让他觉得疲惫。

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檐下还滴着水，一滴一滴打在石阶上，节奏均匀得像更漏。苏惊时听着那声音，忽然想起另一个人劈柴的节奏——也是这样的均匀，这样的不急不缓，像是在用斧子丈量时间。他下意识地往窗外看了一眼。后院是空的。那摞柴还在，最顶上那几根被雨淋湿了，颜色比下面的深了一层。

七福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他想说“少爷你别看了，阿柘哥不会回来了”，但他不敢。他不懂驸马案，不懂长公主，不懂朝廷里的阴谋诡计，但他懂一件事：少爷每次看后院的时候，眼睛里的光比看任何地方都要亮。那种亮不是烛火被点亮的那种亮，是有人在暗处举着一盏灯，你能感觉到光的存在，却不知道持灯的人在哪儿。

“少爷，”七福换了个话头，“我去给你换壶热茶。”

他端起茶壶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苏惊时已经收回了目光，正低头看案上的公文，侧脸在烛光里显得格外安静。七福轻轻带上门，站在廊下，看着手里的茶壶，忽然觉得鼻子发酸。他不识字，不会说漂亮话，但他知道少爷瘦了。少爷以前也瘦，但那是清瘦，是江南读书人身上那种风吹竹叶似的单薄。现在不一样。现在的瘦是石头被水磨过之后留下的那种瘦，密度更大，分量更重，压得人不想说话。

二月初九，春寒料峭。苏惊时在吏部值房里批了一整天的公文，午饭是郑郎中帮他带的两个烧饼，他咬了两口就搁在案角，凉了也没再动。不是不饿，是忘了。他最近总是忘东忘西——忘了吃午饭，忘了换衣裳，忘了七福嘱咐他带伞。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了，把那些琐碎的事都挤出去了。

下值的时候天色已经擦黑。苏惊时夹着一卷没批完的文书走出吏部大门，在台阶上站了片刻。街对面的烧饼摊正要收摊，王大爷远远看见他，扬了扬手里的铲子算是打招呼。苏惊时习惯性地想走过去买两个烧饼，脚步刚迈出去，忽然顿住了。他看见了李承钰。

端王殿下站在衙门外面的石狮子旁，穿了一身石青色的常服，外面罩着件墨灰的薄氅，正低头看手里的马鞭。身旁没有侍从，只有一匹枣红色的骏马，马鞍上沾着几点干涸的泥浆，看起来像是刚从城外回来。他大约是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目光正撞上苏惊时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