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书吏录完草式，郑重收好，临走时在讲堂门口立了片刻，看夜课的青衫三三两两翻墙进来，看廊下堆着的春工契和占籍簿，忽然低声说了句题外话：他是吴郡寒族出身，三十年前他父亲也是拖家带口逃役进的建康，若那时有这样一册草式、一份春工契，他家里或许不至于在城门口冻死一个妹妹。说完，他拱了拱手，抱着案牍走进夜色里去了。

杜书吏走后两日，太常寺的差官到了常棚。

那是正月廿五，天阴着，河堤上正赶上发工钱。一行三辆车、七八个差役，前头两个穿太常寺皂衣的吏员，后头跟着个青衣博士模样的人，也不声张，先在棚口下了车，背着手在六棚之间慢慢走，看粥棚、看病棚、看一排排织机，又到河堤口，远远看民夫排队领钱。

棚头心里发毛，跑去通报。谢珩之从窑场赶来时，那领头的差官正在一卷春工契前翻看，翻得很细。

她上前见礼，自报姓名。差官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吏，面相倒还平和，还了半礼，却不寒暄，开口就是三问。

「头一问。」他抬起眼，「这些棚、这些契、这些册，主者何人。是朝廷哪个衙门，郡县哪级官府，还是足下私立。」

「回大人。」谢珩之不卑不亢，「棚是去岁朝廷准留的六常棚，春工是替丹阳尹河堤募的工，契式是东园拟的，中保是建康在籍的坊户。主者，是一城出粮出力的坊户与应募的流人自己，东园不过司个册、当个中。大人若问这桩事奉了哪一级的公文，河堤的工，丹阳尹衙门口有告示；粥棚的粮，坊户有借契；唯有这册，是民间自立，尚无衙门的文凭。这一句，我不敢欺大人。」

老差官点了点头，看不出喜怒，又问第二句：「册藏何处。共有几册，都是谁在管，册上录了多少人，可有姓名、乡里、形貌。」

「册分三处。」她答，「做工的春工契，应募人自持一份、东园一份、坊里一份；流人自占的草册，棚里一份、东园一份，另录了一份草式在廷尉魏公处。册上录的，是姓名、年岁、乡里、技艺、亲属，形貌只记便于辨认的特征，不记过恶、不记隐私。在册的确数，今日是三千六百四十八口。」

「廷尉署也录了。」老差官眼皮微微一垂，把这一句重复了一遍，没置评，又问第三句，「足下所行，散利、薄征、缓刑、弛力，桩桩都像《王制》的荒政。敢问足下讲《王制》、立这些册，奉的是何文凭。太学的博士不是，郡县的学官不是，足下一个已复籍的命妇，凭什么聚这许多人，讲这许多经。」

这第三问，比前两问都沉。前两问问的是事，这一问问的是理，是她谢珩之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资格站在这讲堂上。

河堤上的风停了一瞬。秦娘子、葛青、棚头，连远远排队领钱的民夫，都屏住了气。

谢珩之没有急着答。她伸手从陈墨捧着的册子里抽出一份春工契，双手呈到老差官面前。

「大人，文凭我没有。」她道，「我只有这一纸契。契上的人，从淮北逃到建康，走了一千里，路上埋了妻子、卖了儿女，到了建康城门口，朝廷的文凭没有一张肯认他，是这一纸民立的契，先认了他是个人。《王制》是不是经，大人比我清楚；荒政十二条是不是圣人叫官府在荒年做的事，博士比我清楚。我不讲，自有别人讲；我不立，这些人今日就没有饭吃。大人要问凭什么，我凭的就是这一句：经上写着的，总得有人先做出来。大人若说我做错了，请大人指一条不错的路给这三千六百四十八口人走。」

老差官接过那契，看了很久，没有接她的话。

末了，他把契还给陈墨，转身从随从手里取过纸笔，就着车辕，把方才三问三答，连同在册的人数、册藏的三处、廷尉署录册的事，工工整整记了满满一页，吹干了墨，折好收进怀里。

「谢先生的话，下官一字不敢增删，照录呈上去。」老差官重新上车，临走撂下一句，不重，却让在场的人都听清了，「正月里风大，先生的棚搭得再结实，也得提防着倒春寒。」

车轱辘辘地走了。河堤上的号子声停了半日，才又怯生生地响起来。

葛青凑过来，压着嗓子问这老差官记这许多做什么。谢珩之望着那三辆车消失在城门洞子里，半日没有作声。她想起柳白方胜上的话，太常主禁，圣意未决；想起去年太常寺后排架上那本换了新封条的妖讲清册；想起老差官记下的最后一行字，不是她答的理，是「在册三千六百四十八口」。

人家来，不是来看她做得对不对的。是来数人头的。

她收回目光，转身对秦娘子、葛青、棚头说了一句话，声音不高，却叫近处的人都听见了：

「春工一日不许停，工钱一文不许短。从今日起，三份契都做双份，一份照旧，一份另藏。册上的人，愿不愿意把名字录在明处，先问过他们自己。」

说罢，她拢了拢深衣，重新走向河堤。正月末的太阳惨白地照在新翻的冻土上，照在三千多个重新有了活计、有名有姓的人身上。河冰已经酥了，水边那一层，踩上去咯吱作响。

春意是真的在土底下动。可土底下那层冰，也还没有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