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邓雪芹的单恋故事，同是大学生的朱小梅笑着说：你们讲的都是夫妻、情人故事，今天我跟你们讲讲我弟弟的故事：

我有一个小我三岁的弟弟。有一次我为了买女孩子们都有的花手绢, 偷偷拿了父亲抽屉里5毛钱。

父亲当天就发现钱少了,就让我们跪在墙边,拿著一根竹竿,让我们承认到底是谁偷的。

我被当时的情景吓傻了,低着头不敢说话。父亲见我们都不承认,说那两个一起挨打。说完就扬起手里的竹竿,忽然弟弟抓住父亲的手大声说：“爸，是我偷的，不是姐干的, 你打我吧！”父亲手里的竹竿无情地落在弟弟的背上、肩上，父亲气得喘不过气来。

打完了坐在床上骂道：“你现在就知道偷家里的,将来长大了还了得？我打死你这个不争气的。”

当天晚上，我和母亲搂着满身是伤的弟弟，弟弟一滴眼泪都没掉。

半夜里，我突然号啕大哭，弟弟用小手捂住我的嘴说，姐，你别哭，反正我也挨完打了。

我一直在恨自己当时没有勇气承认，事过多年，弟弟替我挡竹竿的样子，我仍然记忆犹新。

那一年，弟弟8岁，我11岁。

过去的家乡，一望无际的稻田，窄窄的田埂。走过去我就会淹没在无边的绿海里。调皮的青蛙，总是在我的脚步之前扑通扑通地跳入稻池里。傍晚的时候，满天的蜻蜓，偶尔也会有稀奇的蝙蝠横空飞过。村外面几条纵横的沟渠，曾经为我们提供过新鲜的小鱼。无边的绿野，品类众多的野菜，我们只是漠然地看着，一点没有后来城里人大惊小怪的喧哗。

这一切似乎很美好，很有诗意，是很好的田园诗。可是，说实话，我并没有写诗的冲动。因为，这一切在我眼中，并不是什么美景，反而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禁锢。

那时，我和我的乡亲，都有一个逃离乡村的奢望。

在我们眼里，城里人是多么的幸福。不用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累的腰都要折了，一家老小都捆绑在土地上。可以穿着时髦的衣服，带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走在大街上，使我们这些乡下人不敢正视。偶尔也会有些城里的女孩来乡下度假，在我们这些乡下野姑娘眼里，她们简直就是仙女一样，让我们更是自惭形秽。

乡村的冬天是我最恐惧的季节。家里的泥草房，千疮百孔，再加上无孔不入的严寒，使得我冬天的夜晚格外漫长难熬。黑漆漆的屋里，冷气像无声的呐喊，从各个角落里狰狞地冲出来撕咬着我。即使把自己完全裹进被子也无济于事。冬天的夜晚，除了寒冷，就是死寂。这种死寂比寒冷更加可怕。年轻的向往，无边的寂寞。匮乏的物质，枯燥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我曾经的乡村。

也曾经有人逃离成功，他们成了我们几代人不厌其烦描绘的榜样。他们也会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带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老婆，活泼可爱的孩子，出现在乡亲们的视野中。乡亲们背后一片啧啧啧啧，然后是一声长叹。一边是赞叹，一边是深深的无奈。他们逃离的方式有多种。佼佼者是努力考大学。那年头大学很难考，但考上一个，祖宗八代都大放光彩，其中最让祖宗欣喜若狂的，莫过于这一考就从根本上脱离了农村。也有当兵当得好提了干的，这使得很多年轻人对当兵趋之若鹜。还有一些人，有一个很硬的亲戚，把家里人生拉硬拽的弄成了城里人，让我们这些白丁除了眼睛冒蓝光之外，只有怪自己的祖坟没有冒青烟。

乡村里也有长相俊美的村姑，得天独厚的条件让她们懒得瞧一眼村里土里土气的小伙。她们幻想着有一天能嫁给一个城里人，过上城里人的生活。那时候，什么样的城里人才会来农村娶媳妇呢?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宁可要容嬷嬷一样的城里人，也不要范冰冰一样的农村姑娘。很多年以后，有乡亲在城里遇见过从前的村里一枝花，老得不敢相认。婆家的白眼，丈夫的无视，背负着农村户口，一直做着下等人。

那时候，城市是我们无望的诱惑，乡村是我们无奈的归宿。城里人的优越感不仅仅是比我们有钱，还有很多特权，比如招工，比如升学。那时候路遥的《人生》轰动全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篇小说触及到的巨大的城乡差别，是整整几代人的切肤之痛。

弟弟中学毕业那年，考上了县裏的重点高中。同时我也接到了河海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那天晚上，父亲蹲在院子里一袋接一袋地抽着旱烟，嘴里还叨咕着，俩娃都这麼争气，但只能供一个。

母亲偷偷地抹着眼泪说：一个也供不起！拿啥供啊？

弟弟走到父亲面前说：“爸，我不想念了，反正也念够了。”

父亲一巴掌打在弟弟的脸上，说，你怎就这麼没出息？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们姐俩供出来。

说完转身出去挨家借钱。

我抚摸着弟弟红肿的脸说：“你得念下去，男娃不念书就一辈子走不出这穷村庄了。”弟弟看着我，点点头。

当时我已经决定放弃上学的机会了。

没想到第二天天还没亮，弟弟就偷偷带着几件破衣服和几个馒头走了，在我枕边留下一个纸条：

姐,你别愁了，考上大学不容易，我出去打工供你。弟。

我握着那张字条,趴在床上,失声痛哭。

那一年，弟弟17岁，我20岁。

我用父亲满村子借的钱和弟弟在工地里搬水泥挣的钱终于读到了大三。

一天我正在寝室里看书,同学跑进来喊我：“梅子,有个老乡在找你。”怎麼会有老乡找我呢？

我走出去,远远地看见弟弟,穿着满身是水泥和沙子的工作服等我。我说：“你怎么和我同学说你是我老乡啊?”

他笑着说“你看我穿的这样，说是你弟，你同学还不笑话你？”

我鼻子一酸，眼泪就落了下来。我给弟弟拍打身上的尘土，哽咽着说你本来就是我弟，这辈子不管穿成啥样，我都不怕别人笑话。

他从兜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蝴蝶发夹，在我头上比量着，说我看城里的姑娘都戴这个，就给你也买一个。我再也没有忍住，在大街上就抱着弟弟哭起来。

那一年，弟弟20岁，我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