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舅是个项目承包商，最终，他把我们一家三口安置在工地的简易棚里，并嘱咐工头照顾我们。我没有逃离被安排的宿命。

我爹听了很多蕉农因为香蕉垮价自杀的事，相比于不确定的事物，他更趋于稳定，做一天的工就有一天的工钱，就算不会发大财，也不会像种蕉那样运气不好就血本无归。有本钱的人才敢赌博，穷人不敢把唯一的口粮拿去冒险。

在工地的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最黑暗的时光。我妈给工地上的人洗衣做饭，我和父亲则是搬砖、搅拌砂浆，后来又是在大大的太阳下头没完没了地砌砖。每当我被晒到脸疼时我就好想念在山上的那些日子，不用被骂，不用在下午四点之前出门劳作，也不会躺在又矮又闷的小棚子里，被蚊子咬还不说，各种各样的气味和隔壁棚子的呼噜声简直让我难以入睡。这还不是最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我受了那么多苦最后还是一毛钱都没有。

结算工钱的时候，工头把我们一家三口的钱都给了我父亲，我和我妈要花钱只能管他要。无论在家还是在外务工，老头都是一副扣扣搜搜的模样，能省的绝不铺张浪费，就连我妈洗衣服时多放了点洗衣粉他都要念叨半天。

“妈，你去问我爹拿一百块。”我扯了扯身上皱巴巴还破了洞的衣服，想喊她管我爹要点钱给我买件衣服。半年来就几件旧衣服换着穿，鞋子也只有一双拖鞋，一双解放鞋和劳作时必须穿的雨鞋。

我妈是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她沉默寡言，扁平圆的大脸上有着母羊一般温顺的神情，不过她是一只又黑又瘦的小母羊，小小的身体裹在那黑花黑花的彝族服饰里，耳朵上还挂了两只大大的圆形耳环。我对她说不上是什么感情，很多时候她都帮我，但我和我爹发生冲突的时候她一定不会站在我这边，她和我爹一样只喜欢我姐，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那一百块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它就像突然出现的表舅一样，一个把我从蕉林带到工地，另一个又将我带到了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