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有人供到一半便伏在地上干呕起来，有人哆哆嗦嗦地指着同僚，说自己不过是跟着上头的吩咐办事，真正经手秘方的人是那一人。

诏狱的石壁上满是他们吐出的浊气凝成的水珠，昏黄的油灯把每张脸照得半明半暗，那些供词一句接一句落进笔录官的笔尖里，墨迹淋漓地铺满了整张纸。

十四名书吏被锁走时，有的手里还攥着没来得及毁掉的批文底稿。

薄薄一张纸，上头蝇头小楷写着“准出窑，共三百二十件，内选六件留库，其余‘销毁’交于皇商处理”，笔迹工整，横竖之间一丝不苟，显然写了多年的公文底稿，可那“‘销毁’交于皇商处理”几个字，墨色比旁处浓了一倍，像是被人蘸了两次墨重新描过——那是柳井的人拿朱笔圈过的记号，朱砂的痕迹还隐约可辨，在昏黄的烛光下泛着暗沉的红。

那些书吏被锁上镣铐时，有人腿软得站不住，被两名缇骑左右架着拖出值房，靴尖在地上划过两道长长的印痕；有人却出奇地冷静，一步一步自己走着，只是一双眼死死盯着被缇骑收走的那沓文书，目光灼灼，像要把那些纸张烧出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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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问一路剥下去，一层一层往下挖，像剥笋似的，外头的皮去了之后露出里头的芯。

胆子小的书吏当场便吐了实话：自己经手的出窑批文，往往是在夜半被人从门缝塞进来，纸页还带着夜间的凉气，上面盖了窑务司的印，红印殷殷如血，自己只消照抄一遍归档，从不问那些瓷器最终去了哪座库房、装了什么船、填了什么籍贯。

说到这里时那人住了嘴，喉结上下滚了几滚，额上的汗珠顺着眉骨滑下来，坠在桌面上洇出一小滩水渍，半晌后又补了一句——说他其实隐隐约约猜到那些东西来路不正，可他一个从九品的书吏，月俸不过三两七钱银，家中还有老母幼子要养，柳府每月送来的“茶水钱”比他俸禄还多出两倍，他哪里敢开口问？又哪里舍得开口问？

角落里另一个书吏听到此处，忽然爆发出一声悲鸣。

说自家娘子三年前重病，大夫开的药方里有一味参须，三剂便要一两银子，他走投无路时柳府的人便来了，手里捧着银锭，笑吟吟地说“拿着给孩子买糖吃吧”，他拿了那银子给娘子抓了药，娘子活了下来，可他从那日起便再也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每夜闭上眼便觉有人在窗外盯着他，连衙门里那盏灯笼的光他都觉得烫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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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论是副提领还是最低等的书吏，都说每月月底，柳府会送来一份“茶水钱”，而每年中秋前后，会收到柳府派人送来的“节礼”。

“茶水钱”和“节礼”都是用紫檀木的匣子装的，不过就是“茶水钱”的匣子小，而“节礼”的匣子大。

匣子打开来，里面的银锭码得齐齐整整，不定数，按官阶大小分的，各人各份，厚薄分明，但人人都有。

副提领那匣里是十枚五十两的大锭，督陶官每人八枚，书吏按品级从三枚到五枚不等，连门房、伙夫、杂役都各自得了一枚的小木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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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还年轻的书吏说，他头一年收那匣子时还战战兢兢推拒过一回，可送匣子的人笑得一团和气，把匣子往他怀里一塞，拍了拍他的手背说“柳公体恤诸位辛苦，不过是应节的小心意，不值什么”，第二年再送来时，他便自然而然地接了，再往后便成了例，仿佛那是他俸禄之外的另一份月钱，收得心安理得。

“不知情”三字挂在这些人嘴边，像一块遮羞布，薄薄一层，风一吹便透。

可赵无眠让人把《大庸律·窑务条陈》抄了十数份，每一份都是工工整整的馆阁体，墨色浓黑，纸张裁得一般大小，窑务司获罪的官员每人手边搁一本，翻到“贡瓷批文须由提领亲笔签押，副提领用印，书吏存根，三者缺一不可”那一页——字字句句清清楚楚印在那里，白纸黑字，旁还用小字注了“违者以渎职论处，杖八十，流三千里”的律例原文。

看过这一页的条陈，便没人再提不知情了。

有人把脸埋在掌心里，指缝间渗出湿漉漉的泪痕；有人把条陈一页一页翻过去，翻到最后一页时忽然把册子合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闭着眼长长叹出一口气，那口气浊重得像是从肺腑最深处逼出来的，带着一股将死之人才有的灰败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