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没有人当她的伯乐。

她太锐利，太超前，也太不懂得（或者说不屑于）包装和妥协。她的论文触动了太多固有的利益链条和学术藩篱，她的观点在当时的评价体系里显得“不伦不类”，既不够“纯粹”的经济学，也不够“正统”的社会学。她试图打破壁垒，却被壁垒两边的人同时视为异类。

我记得她偶尔流露出的、对那些学术圈“规则”的疲惫与讥诮。她不是不懂，只是不愿把精力耗费在那上面。她固执地守着她的“矿脉”，试图挖掘出真正的金子，却忘了，在那个环境里，有时候“位置”比“金子”本身更重要。

以她的才华，她的洞察力，她的拼命……她本该走得更远。她本该有更大的舞台，去施展她那双善于发现“价值”的眼睛，去培养更多可能被埋没的“矿工”。

而不是独自对着孤灯，写下那些可能永无机会被广泛看见的文字，最终带着未竟的志向了结一生。

窗外，雪落无声。我合上那本沉重的论文集，将它小心地放在书柜最深处，与其他关于音乐的书籍并列。

这本不该是她的归宿。

她本该是星空下的引路人，而不是一颗无声陨落的孤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