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维也纳，暑气蒸腾。沃尔夫冈·莫扎特侯爵坐在书房里，面前是一杯已经凉透的柠檬水，和姐姐南内尔·莫扎特那张写满“我就知道你会这个表情”的脸。

南内尔此行来得很突然。没有事先写信，没有通过宫廷渠道，直接乘驿车从萨尔茨堡赶到维也纳，进门第一句话是：“沃尔夫冈，你需要知道一些事。”

沃尔夫冈当时正在审阅电力研究中心提交的实验发电站选址报告，看到风尘仆仆的姐姐，本能地以为父亲列奥波尔得生了急病。南内尔摆了摆手：“父亲很好，母亲也很好。是别的事。”

她坐下来，接过莉莉安递来的水，喝了一大口，然后看着弟弟，说：“你还记得贝多芬吗？”

“记得，”沃尔夫冈说，“那个天才少年。他怎么了？”

南内尔叹了口气。“他搞出了一点轰动。或者说，整了点事。”

她将事情的原委一一道来。

波恩的科隆选帝侯宫廷，每年都会举办若干场公开音乐会，由宫廷乐队演奏，邀请当地贵族和名流参加。今年六月的夏至音乐会上，年轻的贝多芬——如今十四岁，已从助理管风琴手升任正式管风琴手——受邀在音乐会尾声进行一段即兴演奏。

即兴演奏本是音乐会上的常见环节，用以展示演奏者的技巧和灵感。通常，演奏者会选择一首现成的主题进行变奏，或者即兴发挥一段不太长的乐章。但贝多芬没有选择任何现成的主题。

他坐在管风琴前，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始弹奏。

南内尔描述那首曲子的感觉时，用了很多沃尔夫冈不太熟悉的形容词。“不是快乐，也不是悲伤，是一种……升腾。”她说，“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地面往天上飞，不是鸟的那种飞，是一种力量，挣脱了什么，冲向更高的地方。我说不清楚，但我能感觉到。”

曲子的标题，在演奏结束后才被人得知。贝多芬站起来，向观众鞠了一躬，清晰地报出了曲名：《约瑟夫二世逝世悼念康塔塔》。

现场一片死寂。

约瑟夫二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大公——还活得好好的，身体健康，正在维也纳处理政务。为活着的君主创作“逝世悼念”作品，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是严重的失礼，甚至可以被解读为恶意诅咒。

更麻烦的是，波恩现任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弗朗茨，正是约瑟夫二世最小的弟弟。在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君主还活着的时候，允许——或者至少没有阻止——自己的宫廷乐师演奏这样一首作品，这不仅仅是音乐界的事，更是涉及皇室尊严、兄弟关系甚至政治站队的敏感事件。

“选帝侯当时在场吗？”沃尔夫冈问。

“在场，”南内尔说，“据目击者描述，他听到曲名时，脸色变得很微妙。不是愤怒，是一种……我做不了主的表情。他没有打断演奏，也没有当场训斥贝多芬。音乐会散场后，他把贝多芬叫到后厅，谈了很久。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但贝多芬第二天照常上班，没有被开除，也没有被处罚。”

“现场还有谁？”

“波恩的贵族圈几乎都在。还有一些从科隆、杜塞尔多夫来的音乐界人士。消息传得很快，我到萨尔茨堡时，已经有人在议论了。父亲说，这事不会轻易过去。”

沃尔夫冈沉默了。

南内尔看着弟弟的表情，知道他还未完全理解这件事在音乐圈内的分量。她决定用沃尔夫冈能听懂的方式解释。

“沃尔夫冈，你离开音乐界太久了。我不是责怪你——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但正因为你不了解现在的音乐界，我才要来跟你细说。”

她将椅子往前拉了拉。

“贝多芬的即兴演奏风格，和传统不一样。传统即兴演奏讲究的是‘在不越界的前提下展示技巧’，观众期待的是熟悉中的惊喜。贝多芬的做法恰恰相反，他完全不考虑‘边界’，只考虑‘表达’。他想说什么，就用音乐说，不在乎是不是符合传统格式，不在乎听众是否准备好了，甚至不在乎……是否合时宜。”

“这首《康塔塔》就是这样。它不是悼念某个已经死去的君主，它是在想象——用音乐想象——一个君主死去时，世界会怎样。那种想象太真实了，真实到让人不安。不是害怕他会诅咒皇帝，而是害怕……他会在任何时刻，把任何东西写成音乐。好的、坏的、美的、丑的，只要他感受到，他就写。”

“这在音乐界，是前所未有的事。老一辈的人觉得这是狂妄、不守规矩、没有教养。年轻人——尤其是有才华的年轻人——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音乐，打破一切束缚的音乐。我不是在说谁对谁错。我是在说，这个孩子，正在改变音乐界的规则。而改变规则的人，往往会惹出超出音乐本身的麻烦。”

南内尔说完，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大口水。

沃尔夫冈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窗前，看着庭院里那株已经枝繁叶茂的栗子树。南内尔的话让他想起了一个古老的命题：当天才不守规矩时，世俗权力该如何应对？

他正要开口，书房的门被轻轻敲响。秘书探头进来：“侯爵阁下，艾森贝格先生紧急求见，说是有来自波恩的电报。”

“让他进来。”

艾森贝格走进来，看到南内尔在场，微微迟疑。沃尔夫冈点头示意不必回避。艾森贝格将一张电报译文的纸条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