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维也纳，热浪滚滚。

贝多芬事件的余波，像投入湖面的石子，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但与沃尔夫冈预判的方向大致吻合——柏林那边的小动作没有停，奥地利官方的“正面宣传”也没有松懈。双方在舆论场上形成了一种低烈度的、持续的拉锯，谁也不至于撕破脸，但谁也不再假装对方是朋友。

皇帝显然对这样的态势感到满意。七月底的一次御前会议上，约瑟夫二世难得地在讨论完公务后留了沃尔夫冈片刻。

“波恩那孩子，”皇帝斟酌着用词，“你写信了？”

“写了。”

“他回信了？”

“回了。很简短，但至少说明信送到了。”

皇帝点了点头，没有再问。有些话，作为君主不能问得太细；作为兄长，却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沃尔夫冈没有告诉他贝多芬的回信内容——那封信太私人、太粗糙、太像一个十四岁的天才在努力把自己包进坚硬外壳的样子。那不是君主需要知道的事，那是一个曾经也是天才的人，与另一个正在成为天才的人之间，沉默的契约。

八月五日，沃尔夫冈在书房里接待了一位来自波恩的客人。

来人自称是贝多芬家族的老朋友，一位名叫赫尔曼·韦格勒的医生，同时也是贝多芬少年时代的挚友。他此行的名义是“来维也纳进行医学交流”，但实际目的，在寒暄之后很快明朗。

“侯爵阁下，”韦格勒三十出头，面容清瘦，目光诚恳，“路德维希收到了您的信。他……不知道怎么回。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沃尔夫冈没有打断他。

“那孩子从小就不擅言辞。他父亲对他很严厉，母亲身体不好，他是家里唯一能撑起事情的人。您写给他的那些话，他读了很多遍。我可以肯定地说，他记住了每一个字。”韦格勒顿了顿，“但他不知道怎么回。他怕自己写不好，怕写出来的东西配不上您的诚意。所以让我带一句话——他来不了维也纳，现在来不了，但他希望能来。等他准备好了，他会来。”

沃尔夫冈沉默了片刻，然后轻轻笑了一下。不是礼貌的微笑，是一种“我懂”的笑意。

“转告他，维也纳的门始终开着。不设门槛，不设期限。”

韦格勒郑重地点了点头，然后从随身的皮包里取出一叠乐谱。

“这是路德维希让我带给您的。不是那首《康塔塔》——那首他不想再提了。是他最近写的几首钢琴变奏曲，还有一首管风琴前奏曲。他说，这是他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想请您看看，然后……给他一些意见。不是作为侯爵，是作为音乐家。”

沃尔夫冈接过乐谱。纸张崭新，墨迹刚干，有些地方的修改痕迹还没完全擦干净。他的手指抚过那些跳跃的音符——在五线谱上奔跑的黑蝌蚪，带着一种不顾一切的、想要挣脱什么的力量。

“我会看的，”他说，“然后我会给他回信。”

沃尔夫冈花了一整个下午研读贝多芬的乐谱。这些作品还很稚嫩——结构上有模仿前辈的痕迹，和声处理有时显得生硬，个别段落的衔接不够自然。但在那些笨拙的缝隙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光。一种不驯服的东西。一种拒绝被格式规训的东西。

晚饭后，他坐到客厅的羽管键琴前，试着弹奏了几段。莉莉安放下手中的针线，侧耳倾听。

“这是谁的作品？”她问。

“波恩的一个少年。今年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