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东这才意识到打烊了，但也没走，取下吉后他问，能不能弹首歌换饭吃。老板娘乐了，同意了。

他唱歌很好听，吉他弹得也好，我清楚记得他弹唱的是窦唯的《高级动物》。那首歌我在国内的时候也喜欢，要不是卫东的出现，我都差点忘了我也喜欢摇滚。

那些年，我们听黑豹，我们听唐朝，我们租农民房搞乐队，我们愤怒，我们嘶吼，我们呐喊。我们活在忧国忧民之中，我们每天想操翻这个世界。但到了现在，我们蜷缩在异国的角落，刷着盘子，躲着警察，成为了阴暗的无身份的边缘人。

我来法国那么久，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大家说法国浪漫，是卫东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浪漫。他就是浪漫，能做出这种事的，就是浪漫的人，他很适合法国。不像我，我在国内和在法国过得毫无区别，都是阴沟里穿梭的老鼠。

我很羡慕他这样的人，自由，潇洒，恣意。

那顿饭之后，卫东就留下来了，开始是洗碗打杂，慢慢是备菜，等到法语学得能进行基本交流了，老板娘就让他去跑了堂，因为他长得好看。

老板娘说，也就是法国不流行，如果可以，她最想让卫东去迎宾，那肯定客似云来。

喜福门是包吃包住的，但他来的时候宿舍人满了，他也没计较，直接睡在了饭店大堂，一睡就是两个月，等有人离职了，他才搬进了宿舍。

大家熟悉起来后，经常一起喝酒吹牛，说自己的过往，说别人的八卦，骂街，骂女人，骂天骂地。除了他，他从不说自己，也不打听别人。我本以为他就是那种端着的文艺青年，但他不是，他好像就是什么都不太在乎。

餐馆工是最累的，我们每天下班恨不得倒头就睡，他还能在连干10小时后，去街头闲逛，去看演出，去吹海风。

对我们这些黑户最重要的事情，除了温饱就是身份问题了。刚来的时候每天都很紧张，出个门远远看到警察就跑。后面经历得多了，就麻木了，也不焦虑了。

我是我们当中最快拿到身份的，也可以说幸运，也可以说不幸，我拿的是庇护身份，但我不是汉奸反贼。我能拿到因为我在国内坐过牢，因为一些时代性的问题……被迫.害过。

拿到身份那天我哭了，我知道我这辈子是回不去了。但更让我难过的是，其实根本没人等着我回去。

我那时候劝过卫东也去申请庇护，他是艺术家，在国内是个搞地下摇滚的，那时候搞摇滚的人大部分都反这反那的，身上多少带点麻烦。在法国，惹过麻烦的艺术家申请庇护特别容易，只要搞几个作品骂骂自己国家，引导点反思，要是能引起官方注意和打压就更好了。西方就喜欢咱们自己人攻击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

那时候来法的艺术家似乎大多走的都是这条路，尤其是90年过来那批。他们这个群体在法国有个名字叫“流亡艺术家”，仅仅靠当反贼就能换身份赚得盆满钵满，也没什么损失，确实诱惑巨大。

他们不在乎出卖谁，毕竟自私才是人的本性。更何况，出来的人，不少跟我一样在国内是混不下去的，恨曾经的国家是很合理的行为。我开始也恨，后来慢慢年纪大了，想开了很多事，也就不恨了。

卫东始终不肯申请庇护，我以为他怕回不去，又建议他可以找人结婚拿身份，毕竟那么多人追他，其中不乏法国籍的，他随便找一个伴儿就能留下了。但他也没有，他说他是不婚主义。

他好像不在乎身份，就像我之前说的，他什么都不在乎。

后来，卫东忽然就辞职了，走得特别突然，跟谁都没打招呼，再也没出现过。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是离开芒萨了，不然都在同一个城市，怎么就几十年见不到呢？

前几年听人说在新港那边见过他，我试着去找过几次，那边有中国人打工的地方我都去了，但没找到。我总觉得他能回来看看我，一直等到现在也没等到。”

杨林凡讲述完后，沉默了下来，不停地抽着烟，眼神里全是困在回忆中的疲惫感。

井弦也不想再打扰他，不再提问，他有点心虚，感觉自己的好奇心打破了别人宁静的心绪。

这顿饭的后半段大家在几乎没什么交流的情况下吃完了。

临别时，杨林凡苦笑一声：“我开始还以为是他让你来看我呢？看来是我想多了。”

井弦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只是笑了笑。

几番道谢后，三个人走出餐厅，各有各的感慨。

井弦思考着卫东申请身份的类型，文森特琢磨着杨林凡偷渡的细节，阮佳音则是一脸感动地感慨道：

“真没想到，人能爱得这么深，这么多年了还念念不忘。”

“啊？”井弦和文森特同时转头诧异地看向阮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