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灾会放下笔，走过去开门。门外站着外公，佝偻着背，手里提着一个洗得发白、边缘有些磨损的蓝色保温桶。他穿着那身洗得发灰的旧中山装，袖口磨得起了毛边，脸上沟壑纵横，被午后的阳光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色。看到孟灾，他会几不可查地点一下头，浑浊的眼睛里没有太多情绪，只有一种深沉的、化不开的疲惫，和一丝几乎看不见的、细微的暖意。

“熬了点汤。” 外公的声音总是很干，带着经年累月的烟熏火燎气，简短，没什么起伏。他从不说是鸡汤还是排骨汤，仿佛汤就是汤，无需赘言。

孟灾侧身让他进来。外公的脚步很慢，踩在水泥地上，发出轻微的、拖沓的声响。他走进这间狭小、堆满乐谱和试卷、却意外整洁的宿舍，目光会先在房间里扫视一圈，掠过那张并排放着两个枕头、铺着同一色系被褥的一米五的床，掠过书桌上摊开的、密密麻麻写满笔记的乐谱和习题册，掠过墙角并排放着的、款式相同颜色不同的两个水杯。

他的目光会在这些细节上停留一瞬，很短，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然后，他会径直走到那张旧书桌前，将保温桶轻轻放下，拧开盖子。一股混合着药材和肉类清香的、温热醇厚的气息，立刻弥漫在狭小的空间里。

“趁热喝。” 外公说，依旧是那三个字。没有“多喝点”，没有“补身体”，更没有“你们辛苦了”。他只是站在桌边，看着保温桶里袅袅升起的热气，看着那并排的两个水杯，看着桌上摊开的、他早已看不懂的符号和文字，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只是在完成一项日复一日的、再寻常不过的任务。

孟灾会“嗯”一声，去拿碗筷。通常是两个碗，两双筷子，洗得干干净净，摆放在保温桶旁边。

余逝通常坐在床边，或者书桌另一头，手里拿着书或琴谱，但视线没有焦点。他会抬起头，看向外公，嘴唇动了动，似乎想叫人，最终却只是极轻地、含糊地发出一个单音，又迅速低下头去，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页的边缘。

外公不会看他，也不会特意跟他说话。仿佛他只是这屋子里一件安静的家具。但每次，在孟灾盛汤的时候，外公那双苍老、浑浊、却依旧锐利的眼睛，会极快地、在余逝苍白的脸色、眼下淡淡的青黑、以及握着书页的、有些僵硬的手指上，掠过一眼。那目光很沉，很重，像浸透了岁月的墨，里面翻涌着太多复杂的东西，有担忧，有审视，有深深的、无法言说的疲惫，或许，还有一丝极其微弱的、几乎无法捕捉的……怜惜？但只是一瞬，快如闪电，随即又恢复了那种古井无波的平静。

汤是温的，不烫口，温度刚刚好。外公总能把时间算得那么准。汤里的材料很实在，鸡肉炖得酥烂，药材的苦味被恰到好处地中和，只剩下醇厚的甘甜。是熟悉的味道，是从小喝到大的、刻在记忆深处的、家的味道。

两个人默默地喝。孟灾喝得快些，余逝小口小口地啜着，热气氤氲上来，模糊了他低垂的眼睫。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勺子偶尔碰到碗沿的轻微脆响，和窗外隐约传来的、远处操场上打球的喧闹声。

外公不会坐下，就站在桌边，看着他们喝。有时候会点一支很便宜的烟，但从不在这屋里抽，只是夹在指间，任由那一点猩红明明灭灭，青灰色的烟雾袅袅升起，模糊了他皱纹深刻的脸。他的目光，会长时间地停留在窗外某一点，仿佛在看什么，又仿佛什么都没看。

等他们喝得差不多了，碗底见空，外公才会动。他会走上前，极其自然地将碗筷收走，拿到门口那个公用的、有些脏乱的水池边，就着冰冷刺骨的自来水，仔仔细细地洗干净。水声哗哗，在安静的午后格外清晰。他洗得很慢，很认真，仿佛在完成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

洗完，甩干水，放回原处。然后，他会走到门边，拎起那个他们放在门后、还没来得及倒的、装着泡面桶和废纸的垃圾袋，动作熟练地打个结，拎在手里。

“走了。” 他说，声音依旧干涩平淡。

孟灾会站起来，送他到门口。余逝也会跟着站起来，但只是站在靠里的位置，微微低着头。

外公走到门口，脚步顿了顿，没有回头，只是极低地、几不可闻地，又说了一句：“垃圾我带走了。”

然后，他佝偻着背，提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垃圾袋，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下那光线昏暗、堆满杂物的楼梯。脚步声沉重，拖沓，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楼道深处。

门关上，屋子里重新恢复了寂静。只剩下空气中残留的、淡淡的汤的香气，和一种难以言喻的、沉甸甸的温暖。

外公从不问“练琴累不累”、“比赛准备得怎么样”、“睡得好不好”。他只用一桶汤，两个洗净的碗，一袋带走的垃圾，沉默地完成他所有的探望。那桶汤，是温度；洗净的碗，是秩序；带走的垃圾，是抹去他们生活中不堪的、杂乱的部分。他以一种最笨拙、也最直接的方式，在这两个伤痕累累的少年与世界之间那道深深的裂缝旁，放下一点点实实在在的、可以触摸的温暖，然后，沉默地转身离开，不留下任何需要回应的问题，不带来任何需要承受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