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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年龄刚过三十，回到位于小镇的老家，在二楼的卧室翻看以前看得津津有味，眼下却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我心里的漫画书时，听到外面的喧哗声，就会想起从前那些街道少年令人心碎的欢笑。

我会拉开窗帘把脸贴在温度降下来的玻璃上，我会低着头特务一般惊慌地向街道张望，我还无比坚信：

倘若当年我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在他们那里找到一种少年必要的归属感，在那段日子里我或许就不会活得那么糟糕。

多年前，当我年满三十岁重返故乡时，每个夜晚路灯都会准时亮起，仍旧有很多不知去向的少年在街道上肆意挥霍青春。

我深知，他们终归不是和我一通成长的那批人了。

他们两个人或三个人骑着改造的摩托车，响彻云霄的马达声在每条街道上经久不息地传递，连天上的云朵和星星似乎也在微微颤动。

有时我会听到一个说法，一个人一旦接近一群狐朋狗友，他就会堕落，他会变坏，他的心也会野掉。

我从来不认同这种说法，当一群人因为某种相同的气场依偎在一起，你甚至不能分清谁最初是好的谁最初是坏的。

这个团体对于每个个体自身之外的人，都被他人认作是狐朋狗友。

如果一个人的内心足够强大，他是不会随随便便就被带坏的，如果他成为了这样的人，那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只是把他潜藏起来的品质展示了出来。

人身上既有好的品质也有坏的品质，此前没有在他身上看出恶习的端倪来，只是由于他藏得很好，并非从来没有。

他找到一个适合展示他某种倾向的团体，他就找到了一种力量，可以让他消沉下去的力量，为此他宁愿像其他个体一样，盲从某一个指令，而不去判断它是否可行。

难道一个人融入一个看起来很不正派的团体中，属于这个团体的所有人就都是恶人了吗？

在那个年纪的每个人都像一个边缘化的人物，他们必须在他人那里得到认同，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共同营造出一个纪录分明共进退的组织。

他们把感情寄托在这个由一些人构成的组织中，用他们的拳头抢夺他们想要的所有东西，并说服自己相信他们正是为此而生。

当年我和他们留着同样的发型，或许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巧合，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在暗中安排。

如果将我和他们放在一块比较，人人都会认可踽踽独行的我，而不认可总是成群结队的他们。

很多事情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但在某种意义上，我心头的恶的重量，可能比他们所有人加起来的还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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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回想起来，那件事总是使他感到压抑和厌恶，它暴露了性格上他自身也无法忍受的另一面，像用一把漏风的伞去迎接狂风暴雨，让他在那些睡不安稳的夜晚，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从梦中惊醒。”

周五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恳切地问他们两人周末来不来我家看动漫。

周六上午我还在睡懒觉，楼下的木框玻璃门就被啪啪啪地拍响了。

拉开门帘，我把双开门打开，看到他们两个人一块儿来了，不知道他们是约定好一起来，还是半路上遇见了。

在李哲和夏半槐闪身进入之后，我又把门关上，把门帘拉好。

我这么做是以防有人闯入，我可不想那些找上门来的低龄客户，把我好好的周末给破坏了。

星期六一整天，我们都埋头在漫画书上。

三张没有靠背的高脚凳依次排开，我们坐在柜台后看书，像三个年轻又懒散的雇员，光线阴暗，但没人想让阳光跑进来打扰店里静谧的氛围。

谁要是坐得累了就会起身，拉开一点窗帘缝，躺在那张放置在窗户下嘎吱作响的竹椅上看书。

只要把书本扭一个角度，那道利刃一般射进窗户的明亮光线，就能顾全闪闪发亮的眼睛和书本。

他们通常只在中餐和晚餐的饭点回家一趟，晚上到十点钟才和我告别，结束这漫长的一天。

我一日三餐很不规律，肚子饿了，就拿着钱去附近的餐馆点一份炒菜，偶尔我会请他们一块去，但次数很少。

当半槐中途休息，离开我们躺到竹椅子上时，我的目光经常不受控制地从书本上，移到她那像野猫一样娇媚的脸上，看那张在冬日暖阳中闪烁着健康肤色的脸。

我一动不动地望着那个方向，但我什么也没有想，大脑和眼神都是放空的，当我的目光回到漫画书上时，我就会为刚才那样的走神而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