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下旬的某个周三，谢恒在物理课上晕倒了。

没有任何预兆。他正低头记笔记，眼前忽然一黑，笔从指尖滑落，在纸上划出一道歪斜的痕迹，然后整个人向前栽倒，额头磕在桌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教室里瞬间安静，然后是惊呼。

“谢恒！”

老师冲下讲台，同学们围过来。谢恒意识模糊地躺在地上，能听见声音，但像隔着一层水——老师的询问声，同学的议论声，慌乱的脚步声。有人把他扶起来，他勉强睁开眼睛，视野里是模糊的人影和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刺眼得想流泪。

“送医务室！”老师说。

有人架起他的胳膊。谢恒想说自己能走，但腿软得站不住。他被半扶半拖地带出教室，走廊的灯光在眼前晃动，像一场眩晕的梦。

经过S班门口时，他看见迟曜从教室里走出来，白色的头发在走廊灯光下很显眼。那双琥珀色的眼睛看向他，目光里有瞬间的惊讶，然后迅速移开，像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转身回了教室。

门关上了。

谢恒闭上眼睛，任由自己被带走。

医务室的消毒水味刺鼻。校医检查后说：“低血糖，还有点发烧。休息一下，最好去医院看看。”

谢恒躺在病床上，盯着天花板。日光灯管嗡嗡作响，像某种持续不断的白噪音。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很慢，很重，像在胸腔里拖着重物行走。

医务室的门开了。他以为是老师，但进来的是母亲。

母亲穿着精致的套装，外面披着羊绒大衣，应该是从什么重要场合赶来的。她的表情很平静，但谢恒看见她握着手包的手指关节泛白。

“怎么回事？”母亲问校医。

“晕倒了，可能是最近太累，加上有点发烧。”校医说，“建议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母亲点点头，走到床边，低头看着谢恒。那双和他相似的眼睛里，没有担忧，没有心疼，只有一种冷静的审视，像在检查一件出问题的商品。

“能走吗？”她问。

谢恒点头，撑着坐起来。头晕，但他忍着。

母亲没有扶他，只是转身对校医说：“谢谢，我带他去医院。”

走出医务室时，走廊里空荡荡的，上课时间。谢恒跟在母亲身后，看着她挺直的背影，看着她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在空荡的走廊里回响，像某种严厉的节拍。

他们走出教学楼，坐进车里。司机已经等在门口，看见谢恒苍白的脸，欲言又止，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车子驶向医院。不是平常去的那家私立医院，是另一家，谢恒没来过。建筑很新，很安静，大厅里几乎没有人。

母亲直接带他去了六楼。门牌上写着「心理科」。

谢恒的脚步顿住了。他转头看母亲：“我不需要看心理医生。”

“需要。”母亲没有看他，径直走向前台，和护士说了什么，然后回头，“过来。”

谢恒站在原地。他想逃，想跑，想离开这个安静得可怕的地方。但腿像灌了铅，动不了。

“谢恒。”母亲的声音很冷，“过来。”

最终，他还是走了过去。

诊疗室很大，很空，墙面是柔和的米白色，没有装饰。医生是个中年女人，戴着细框眼镜，笑容温和，但眼睛很锐利。

“谢恒是吗？请坐。”她指了指沙发。

谢恒坐下。沙发很软，但坐上去像陷进沼泽里。母亲坐在旁边的单人椅上，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姿势标准得像在参加商务会议。

医生问了一些常规问题：年龄，学校，最近的生活状况。谢恒机械地回答，声音很轻。然后医生问：“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比如压力大，或者情绪上的波动？”

谢恒沉默。

母亲开口了：“他最近很反常。拒绝社交，成绩下滑，今天还晕倒了。”她的语气平静，像在汇报工作，“我怀疑他有抑郁倾向。”

“我没有。”谢恒说，声音有些哑。

医生看着他，镜片后的眼睛很温和，但不容回避：“谢恒，能告诉我最近有什么困扰你的事吗？”

困扰？

太多了。迟曜的白头发，顾昭搭在迟曜肩上的手，教室里的笑声，垃圾桶里的戒指盒，月光下的告白，雪地里的孤单，物理课上的解题步骤，那颗柠檬糖的酸涩——

但他说不出口。

这些事，在母亲和医生面前，显得那么幼稚，那么可笑。不过是青春期的情感纠葛，不过是失恋，不过是——在母亲看来，不值一提的小事。

“没有。”他最终说，“只是……有点累。”

医生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母亲。然后她说：“我建议做一些测试，可以更全面地评估你的心理状态。”

谢恒想拒绝，但母亲已经点头：“可以。”

测试在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电脑屏幕上出现各种问题：你最近是否感到情绪低落？是否对以前喜欢的事物失去兴趣？是否睡眠困难？是否食欲不振？

谢恒机械地点击鼠标。是，是，是。

问题越来越深入：是否有过自残的想法？是否有过自杀的念头？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点击：否。

但心里有个声音在问：真的没有吗？在雪山上，在吞下药片的时候，在看到迟曜和顾昭并肩的时候——真的没有过那种“如果消失就好了”的念头吗？

测试结束。医生拿着打印出来的结果，表情变得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