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翟尤躺在床上，安安在他枕头旁边打呼噜，小黑蜷在他脚边，小雪在笼子里翻了个身。三个呼吸声，三种不同的频率，交织在一起，像一首没有旋律的三重奏。他在那首三重奏里，想着安姐的头发。黑亮的，浓密的，像一匹绸缎。它长出来了，在她最需要它的时候，在她以为它不会再长出来的时候，它长出来了。不是因为它想长，而是因为她的身体在告诉她——你还在。你还在活着，你还在恢复，你还在从那个最深的、最黑的、最不知道能不能出来的洞里，一点一点地、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慢慢地、不可阻挡地，往外爬。你爬出来了，你的头发长出来了。你的头发长出来了，就是你在告诉这个世界——我还在。我没有被那场病打倒。我没有被化疗杀死。我没有在那些头发一把一把掉的日子里，放弃自己。我还在，我在诊所里，在药房门口，在手术台旁边，在每一个深夜被急诊电话叫醒时都会爬起来的人中间。我在，因为那些不会说话的生命需要我。它们需要我，所以我在。我在，所以我的头发长出来了。

翟尤在黑暗中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那只“猫”还在，形状没变，还是摊开的样子。他看着它，觉得它在看他。不是那种被动的、无生命的、只是恰好朝向他的方向的“看”，而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带着某种审视和确认意味的注视。好像那只水渍画出来的猫，在问他一个问题——“安姐的头发长出来了。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翟尤想了想这个问题，在心里回答了一个词。不是“高兴”，不是“欣慰”，不是“如释重负”。那个词是——“春。”春天的“春”。安姐的头发长出来了，就像春天来了。不是季节的春天，是她心里的春天。她心里的春天来了，冰雪融化了，枯枝发芽了，种子开花了。她在春天里，在诊所里，在药房门口，在手术台旁边，在每一个深夜被急诊电话叫醒时都会爬起来的人中间。她在春天里，因为她撑过了冬天。冬天很冷，很黑，很长。她在冬天里，头发一把一把地掉，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她没有放弃，因为她知道，春天会来的。不是一定会来，而是她相信会来。相信不是证据，不是道理，不是任何可以被证明的东西。相信是你在一片黑暗中，不知道光会不会来，但你选择等。她等了，等到了春天，等到了头发长出来，等到了她可以站在药房的镜子前面，摸着自己的新头发，说——“我回来了。”

翟尤闭上眼睛，在那个“春”字里，沉入了睡眠。梦到了很多东西，但醒来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一个画面——安姐站在诊所门口，阳光照在她的头发上，黑亮的，浓密的，像一匹绸缎。她笑着，那种笑不是“我没事”的笑，而是“我真的很好”的笑。她看着翟尤，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很轻，很淡，像是被风吹过来的。

“春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