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第一个周五，惊蛰。

江临那天做了三台手术。从早上八点进手术室，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四十。更衣柜的门拉了两下才打开——合页松了，维修单报了两周还没人来修。她把手术服扔进回收筐，换上便装，手指在扣衬衫纽扣的时候有些发软。这是体能透支的信号，她知道。

但她还是穿上风衣，走出了医院大门。

惊蛰的夜晚没有春雷。空气里有泥土解冻后的气息，潮湿而清冽，混着早春不知从哪里飘来的花香。街上的人比冬天多了些，有人牵着狗散步，有人拎着超市的购物袋匆匆走过。银杏树的枝丫还是光秃秃的，但凑近看，能在路灯下辨认出枝尖上鼓起的细小芽苞。

咖啡馆亮着灯。

她推开门。风铃响了。然后她站在门口，没有动。

窗边第二个位置有人。

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杯拿铁，正低头看手机。江临的目光在那个位置上停了一秒，然后她走到吧台边的第三个位置坐下来。这个位置靠近墙角，以前从来没坐过。坐垫比窗边那个硬一点，皮质更新，没有贴合身形的凹陷。她坐下去的时候脊背下意识地挺得更直了。

苏眠正在给一杯拿铁拉花。牛奶注入咖啡的时候，她的手很稳，叶子图案的最后一笔收得干净利落。但江临注意到她的眉心有一道极浅的竖纹——平时没有。

“有人坐了。”苏眠把拿铁放在托盘上，声音比平时淡。

“我坐这里就好。”

苏眠看了她一眼。那个眼神很短，但江临在里面读到了什么——不是生气，是某种被压下去的、但还在轻微起伏的东西。苏眠没再说什么，转身去端那杯拿铁。经过窗边的时候，她把咖啡放在男人桌上，说了一句“慢用”，语气礼貌而利落，像用剪刀剪断一根线。

男人说了声谢谢，继续低头看手机。

苏眠回到吧台，开始做江临的美式。磨豆机的声音比平时更响，像是豆子放多了。咖啡端上来的时候，桂花糕也照例搁在白色瓷盘里。但盘子放下的力度比平时重了一点，瓷器碰在木质吧台上发出一声清脆的轻响。

江临拿起桂花糕，咬了一口。味道和平时一样，但她注意到糕体边缘有一点焦黄——是烤箱多烤了半分钟的火候。她把那块焦黄的部分撕下来，搁在盘子边上，然后抬起头看向苏眠。

“苏眠。”

这是她第二次叫她的名字。上一次是除夕夜，中间隔了整整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里她依然每周来，依然坐窗边第二个位置，依然吃桂花糕、喝美式，但再也没有叫过那两个字。不是不想叫，是太珍重，反而不敢轻易动用。

苏眠正在擦咖啡机冲煮头的手停住了。她没有转过来，背影在射灯下微微僵了一瞬。然后她继续擦，声音平稳得有些用力：“嗯？”

“你是不是不高兴。”

苏眠把抹布放在台面上，转过来。她两只手撑在吧台边缘，低着头，深吸了一口气又呼出来。沉默了几秒后，她抬起头，脸上没有笑容，但也不凶。只是累。一种不像是身体上的、藏了更深的什么没有说出来的累。

“没什么。有个客人在那坐了一下午，没注意时间。”

江临看了一眼窗边那个男人。他还坐在那里，拿铁喝了一半，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的镜片上。她收回目光，低头把自己盘子里剩下的桂花糕吃完，然后把那块撕下来的焦黄边缘也放进嘴里。焦苦味在舌尖上化开，和美式的苦味叠在一起。她咽下去，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

“桂花糕，”她说，语气和平时讨论病例时一样平稳，“今天火候多了半分钟。”

苏眠愣住了。然后她低下头，肩膀极轻微地抖了一下。起初江临以为她在生气，但很快她抬起头，嘴角往上弯着，眼睛却有点湿润——是那种被人看穿之后无处可躲的笑。

“烤箱计时器坏了。”苏眠的声音软下来，不像刚才那样用力了，“修了两次没修好，今天又闹脾气。”

“你会修吗。”

“不会。”

“我试试。”

苏眠眨了眨眼。江临已经放下咖啡杯，脱下风衣搭在吧台的椅背上，绕到吧台后面。她走到角落里那个银色的小烤箱前面，蹲下来，看了看旋钮旁边的型号标签。然后她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浏览器搜索这个型号的常见故障。那个姿势和在病房里查阅药物说明书时一模一样——专注，有条理，不慌不忙。

“你还会修电器。”苏眠站在她身后，围裙上沾着面粉，双手还保持着擦咖啡机的姿势，就那么愣愣地看着她。

“不会。但我知道怎么找答案。”

烤箱的问题很简单——机械计时旋钮的弹簧片松了，转到位之后弹不回来，所以定时功能失效，只能手动关。江临从苏眠递过来的工具箱里找了一把最小的螺丝刀，把旋钮拆下来，拿镊子把弹簧片稍微掰紧了一点，再装回去。全程大概十分钟。她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很安静，手法利落，一个多余的动作都没有。苏眠站在旁边，看着她拆螺丝的手指，表情有些复杂。

“好了。”江临站起来，把螺丝刀放回工具箱，“试试。”

苏眠把旋钮拧到五分钟的位置。旋钮发出轻微的滴答声，开始往回走。走到零的时候，“叮”的一声响了。苏眠低头看着那个烤箱，好像它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然后她转过来，看着江临，笑得比平时深——不是眉眼弯弯的那种浅笑，而是眼底也跟着亮的那种。

“江临。”

她叫了她的全名。不是“江医生”。这是两年多来第一次。

江临愣在当场。她的手还搁在工具箱的盖子上，手指微微蜷了一下。吧台的射灯照在她脸上，她能感觉到自己的耳尖在发烫。

“你叫我什么。”

“江临。不能叫吗。”

能。当然能。只是太久太久没有人这样叫她了。医院里的人叫她“江医生”，大学同学叫她“江师姐”，父母在电话里叫她“临临”但那是另一个频道的情感。去掉头衔、去掉身份、去掉所有社会关系的修饰，单单被叫作“江临”——这大概是她成年以后为数不多的几次之一。

“……可以。”她说。声音比预想的更哑。

苏眠靠在吧台边上，抱着手臂，歪着头看她。那个姿势很随意，但眼眶里有一点极薄的亮光，像是等了很久很久，终于拿到了一个什么东西的通行证。

窗边那个男人站起来，把空杯子放在桌上，推门走了。风铃响了一声。咖啡馆里只剩下她们两个人。

“有人走了。”江临说。她其实不是在陈述事实，她是在问——“你要不要把你的位置拿回来”。

苏眠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