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上说，今年澳大雪，历史罕见，因大雪造成了上百农场主破产，卫队警察连日来加紧工作，依旧没有办法把自然灾害下的交通秩序恢复如初。
在这样极端的雪天里，学校也停课了。天气冷得能把人耳朵冻掉，但是窝在家里却也丝毫不觉得冷。
我常常在纷纷扬扬的大雪天气里面，坐在房间的落地窗前，膝盖上铺一张毯子，毯子上面放一本书，有时候是《美术鉴赏》，有时候是《外科医学》。手边时常有一壶咕嘟嘟冒热气的水，碧螺春的香味会散在整个房间。
娃娃上学的时候，我就这样看着窗外的雪，能坐一下午。
娃娃是在三年前的秋天，进了我家。同她一道进来的，还有一只母亲从派克公园捡回来的丑猫。
说起来，三年前我失魂落魄，瘸着腿，从中赴澳，因轻微的精神症状，开始居家协助母亲着手翻译澳籍作家马克的书，以此赚取薄弱的生活费。
那时我刚回澳，张一江来看我，同我说了许多话，似乎也问了很多问题，但我都不太记得清楚了。这三年来，我的记忆下降很快，人也渐渐变得呆滞，脑子时常飘忽，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从我房间出去，叹了口气。我听到他同我父母说的话。他说：“可以让炉试着同小朋友相处一下，或者是养一只小猫小狗，什么都好，就是不要总有个人待着。”
我开始排斥张一江。但我不能表现出排斥。我不想笑。但我不能不笑。母亲很是担忧，我知道。
隔了一个礼拜不到，娃娃就来家里了。来的时候不到五岁，咿咿呀呀张着嘴说些听不懂的话。她是中澳混血儿，母亲因援非离家，父亲作为战地记者，也不得不同她告别，远赴伊国。
娃娃的亲生父母亲自写了委托信，将孩子托付我家代为照顾。于是这个小布丁进了家门。
一起来家的小猫是母亲从公园捡回来的。猫很丑，全身毛发都是白的，偏偏脸上有大块黑色的斑，像是生了什么奇怪的病。
我不喜欢它，它没有八只好看。八只有最亮的毛发，一双蓝色的眼睛圆溜溜的。撒起娇来的时候蹭在我怀里，不愿意离开，叽叽喵喵叫着。
但母亲捡回来的猫不同，它不知疲倦的绕着我的腿跑来跑去，使劲浑身解数，靠近我却偏偏从不叫唤。医生说它天生失了声带，无法像其他猫咪那样，用嗓音撒娇。
我是想要抱抱它的，但是我真的提不起兴趣。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娃娃同那只猫到家里已经一月。我未与其亲近。每每饭点坐于餐桌，饭后即回房间。我有很好的借口，马克的《白衣逝去》极难翻译，我需要全情投入。
那天，我依旧坐在窗户前，父亲带着娃娃敲开了我的房门。我正盯着院子里的桂花树发呆，心脏处是某个人在晨起时，坐在桂子树下，仰头看我羞红了的脸。
我被突然的敲门声吓了一跳，一回头便看见一个团子一样的小孩，穿着背带裤，用红色的头绳扎了两个羊角辫。她看着我笑了，脸颊两边像鼓了包子一样，随后伸开双手朝我奔了过来。小短腿像企鹅一样摇摇晃晃。煞是可爱。
她跑到我面前，睁着大眼睛，仰头看我：“炉炉，要抱抱，抱抱。”
我的眼泪突然就出来了。一年半以前，有一个大她许多的小孩子，在难得的酒醉后，坐在月光照亮的屋子里，朝我伸出手，软软糯糯道：“阿炉，要抱抱。”
我随手把书放到一边，把她抱上椅子，让她坐在我膝盖上。
小孩子憋着嘴，圆溜溜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炉炉，别哭，我帮你吹吹，吹吹就不疼了。”
她凑近我，一双小手抚到我的脸上，轻轻擦去泪水。张着嘴巴，也开始哭了。我轻轻抱着她，像是抱着一个已经消失不见的人。
“宝宝不哭，不哭，阿炉没有哭，你也不许哭。”
“阿炉，我学校有事，你母亲和阿姨今天去教堂，娃娃你帮忙照顾一下。”父亲似乎又老了，声音沧桑地让人心难受。
回澳后，我第一次主动踏出屋子。摇着轮椅，让娃娃坐在我膝上，绕着院子里的桂花树转来转去。又在娃娃的强烈要求下，带着她出了院子门，在社区的小路上走动散步。
阿丑也跟来，跟班一样，不愿意离开。对了，阿丑就是母亲捡回来的丑猫。
母亲看到我带着娃娃出了门，在晚餐的时候，终于落泪。她需要宣泄口，这样正好。
从那天开始，他们开始有各种理由把娃娃塞我手里，我开始承担起了娃娃的学前教育工作以及陪伴任务。所幸她很乖，也无端端亲近于我，窝在我怀里能自己玩一上午的拼图。
第二年，娃娃开始要入学。她进了一所国际语言学校。我房间的书桌边也就多了一张娃娃的写字桌，上面摆了粉嫩的文具。她顺理成章侵入了我的私人领地。
持续不懈的努力下，我的腿已经没有大碍，能够站立行走的时候，我就背着她，走到家旁边的派克公园。她常常在我背上哼着我教她的儿歌，晃动着小脚丫。
公园旁边有一个小店铺，铺子里面卖各色的冰激凌和棉花糖，小孩子每每到了店铺旁边就放慢脚步，眼睛直勾勾看着店铺，又因着我在前面，不敢哭闹，只能瞟一下，再瞟一下。
那个眼神像极了记忆里的某个人，站在东山公园外面，悄悄瞥着旁边骑自行车转棉花糖的人。那时候我不懂他在想什么，现在我懂了，但他已经走了。
从派克公园回家要步行15分钟。我买了一个棉花糖给娃娃，又买了一个冰激凌给自己。一边往家走，一边吃着冰淇淋，娃娃捏着比脸大的棉花糖，开心得不行，小企鹅一样蹦蹦跳跳在前面跑着。我像是真的养了个女儿一样，看到她就觉得心里软得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