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婆。”
顾寻的印记没有发热。不是因为它不认可，而是因为它不需要——黄道婆的名字本身就是热的。一个在元代改良了棉纺技术的女人，一个让江南的棉花从“奢侈品”变成“日常品”的女人，一个让无数穷人有衣服穿、有被子盖、冬天不会冻死的女人。她的名字在史书上只有寥寥几行，但她做的事情，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穿衣史。她不需要被“记住”，因为她做的事情每天都在被人“使用”。每一件棉布衣服里，都有她的影子。
顾寻按住了印记。
这一次，黑暗是白色的。不是雪的白，不是云的白，是棉花的那种白——蓬松的、柔软的、温暖的、像一只张开的手掌的白。她走进那片白色，像走进一朵正在被采摘的棉铃。
公元13世纪末，元代，松江府，乌泥泾。
顾寻落地的时候，站在一条小河边。河不宽，水很清，能看到河底的鹅卵石和水草。两岸是大片的棉田——不是她想象中的那种矮小的、稀稀拉拉的棉株，而是齐腰高的、茂密的、每一株上都挂着十几个棉铃的、像被大雪覆盖了一样的棉株。棉铃已经裂开了，露出里面白色的棉絮，在风中轻轻摇晃，像无数只小手在招手。
田里有女人在摘棉花。
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她们弯着腰，一只手抓住棉株，另一只手飞快地把棉絮从裂开的棉铃里扯出来，塞进腰间的布袋里。动作很快，快到手几乎看不清。她们的手很粗糙，指甲缝里塞满了棉絮和泥土，指节粗大，掌心有厚厚的茧。但她们的手很巧。每一次采摘都不是硬扯，而是顺着棉絮的纹理轻轻地、旋转着、把它从棉铃里“旋”出来。不伤棉絮，不伤棉铃，不伤棉株。这是练了几十年才能练出来的手感。
顾寻在田埂上蹲下来，看着那些女人摘棉花。她没有去找黄道婆——她不需要找。黄道婆就在这些女人中间。不是站在前面指挥的那个人，不是手艺最好的那个人，不是年龄最大或最小的那个人。她是这些女人中的一个。弯着腰，一只手抓棉株，另一只手摘棉絮，塞进腰间的布袋里。她的动作和其他人一样快，一样熟练，一样不伤棉花。
顾寻不知道哪个是她。但她知道她在这里。因为这片棉田，这些女人，这种采摘的方式——都是她留下的。她从海南黎族那里学到了先进的棉纺技术，回到了松江府乌泥泾，没有开作坊，没有收徒弟，没有写书。她只是坐下来，拿起棉絮，开始纺。旁边的人看她纺得又快又好，问她怎么纺的。她说，我教你。一个教一个，一个教一个，一个教一个。松江府的棉纺业，就是这样从一个人传到了所有人。
夕阳西下。棉花摘完了。女人们直起腰，捶着后背，三三两两地走上田埂，往村子里走。顾寻跟在她们后面。她们说笑着，用的是顾寻听不懂的方言，但笑声是通用的语言。有人在笑的时候露出了缺了一颗的牙齿，有人笑着笑着咳嗽了起来，有人被田埂上的石头绊了一下，旁边的人赶紧扶住她，两个人一起笑了。
她们走得很慢。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不想那么快回家。在田里摘了一天的棉花，腰酸背痛，手指被棉絮磨得发红，但她们不想那么快回到那个要做饭、洗衣、带孩子、伺候公婆的家。她们想在这条田埂上多待一会儿。多吹一会儿风，多看一会儿天，多听一会儿彼此的笑声。
顾寻在她们中间走着，没有人注意到她。
村口有一棵大槐树，树下有一块石头，石头上坐着一个人。不是摘棉花的女人——她的衣服更旧，补丁更多，脸上皱纹更深，头发更白。她坐在石头上，腿上放着一个竹筐，筐里是棉花。她不是在摘棉花，她是在纺棉花。一只小小的纺车放在她脚边，她用脚踩着踏板，手捻着棉絮，纺车嗡嗡地转着，棉絮从她手指间被拉长、拉细、拧成线。线的粗细均匀，没有结，没有断。她闭着眼睛纺。
不是困了，是她不需要看。她的手知道棉絮有多长，知道纺车转得多快，知道线该有多粗多细。她的身体就是纺车的一部分，纺车就是她的身体。
黄道婆。
顾寻在槐树下停下来，看着她纺线。夕阳的光从西边射过来，照在她的脸上、手上、纺车上。她的皱纹在夕阳里显得很深，但不是老的深，是活的深——每一道皱纹都是她在纺车前坐了一天后，被夕阳照出来的影子。影子落在她的脸上，被时间刻了进去，变成了皱纹。那些皱纹里藏着无数个这样的黄昏：棉花摘完了，女人们回家了，她一个人坐在村口的槐树下，把最后一点棉花纺成线。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明天有人来做衣服的时候，有足够的线。
她的手指在棉絮间移动，很慢，很轻，像在抚摸一只猫。棉絮从她的指尖被拉出来，变成线，缠绕在纺车的锭子上。锭子越来越满，线越来越多。她没有停。太阳落山了，天黑了。她没有点灯。她继续纺。她的手知道路，不需要灯。
顾寻蹲在她身边，看着她在黑暗中纺线。纺车嗡嗡地响着，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虫子在叫。那声音不大，但很稳，像心跳。一下，一下，一下。持续了很久。久到顾寻的耳朵开始把那声音当成背景，久到她的意识开始模糊，久到她以为自己也在纺线。
月亮升起来了。月光照在黄道婆的脸上，她的眼睛是闭着的。但她不是在睡觉——她的嘴唇在微微翕动，像是在数数。一，二，三，四……不是数线，是数日子。她在算：这批棉花什么时候能纺完，纺完之后什么时候能织成布，布什么时候能做成衣服，衣服什么时候能穿在那些没有衣服穿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