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君泽寄出去的。他走到北城最大的邮局，排了半个时辰的队，把那封贴着邮票的信封塞进邮筒。信封落下去的时候，发出轻轻的一声响，像一颗石子掉进了水里。他不知道这封信要走过多少路，才能到江陵。他只是按照沈暮的吩咐，选了最快的邮路，多贴了几张邮票。

子兮收到信的时候，是十天以后。北城到江陵，坐火车要两天一夜，寄一封信却要十天。这十天里，沈暮已经把信里的内容在心里默念了无数遍。子兮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那天傍晚散戏后，苏年递给她一个信封，说是邮差送来的。信封上的字迹是沈暮的——一笔一划，写得端端正正，像是怕她认不出来。子兮没有当场拆开。她把信封攥在手里，走回小屋，关上门，坐在床边，对着那盏油灯，拆开信封。信纸折了三折，打开，是沈暮的字。第一句是：“北城是很热闹的，我画得出它的轮廓，但声音、颜色、光，可永远无本领画出了。”子兮的眼泪掉下来了。她没有擦，任它滴在信纸上，把墨迹洇开一小块。她把信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读到每一个字都能背出来了，才折好，放回信封里，压在枕头底下。旁边是那支木簪。

她铺开信纸，想写回信。提起笔，却不知道该写什么。她有很多话想说，想说“我也想你”，想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想说“我每天散场后都去后巷站一会儿，灯还亮着，你不在了”。她写不出来。她怕写了，沈暮会更想回来。她怕沈暮想回来又回不来，会更难受。她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最后只写了几句：“收到你的信了。我很好，师父说我进步很快。你照顾好自己。别担心我。”她把信折好，装进信封，第二天一早拿去寄。寄信花了几个铜板。对她来说不算少，但她觉得值。沈暮的信来得多一些，子兮的回信来得少一些，不是不想写，是寄信太贵。她每次去邮局，都要数一遍口袋里的铜板，数完了，再数一遍，然后咬咬牙，买一张邮票。沈暮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子兮的回信总是很短，总是说“我很好”，总是说“别担心我”。她以为子兮是不善言辞，以为子兮把话都藏在戏文里了。她不知道子兮每次寄信都要在邮局门口站很久，不知道子兮会为了省一个铜板走很远的路去另一家邮局。她什么都不知道。

沈暮在北城的生活渐渐有了轮廓。沈行知开始让她接触一些事情。不是什么大事，先是让她跟着看，看地图，看文件，看来往的人。沈暮不太懂这些，但她学得很快。沈行知说，她像她妈，看着闷，心里什么都有。沈暮没有说话。她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样的人，她没见过。她只知道母亲爱听戏，爱听《贵妃醉酒》，每个月都去月官园。她把这些话写在信里，写给子兮。子兮收到信的时候，把那一段看了很多遍。她想起沈暮说过的——说不定你师父见过我娘。她不知道那是真的。她只是觉得这世上有些缘分很奇妙，像两条河，流着流着就汇到了一起。

有一天，沈行知把沈暮叫到书房。他坐在桌前，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表情比平时严肃。沈暮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进来。”沈行知说。沈暮走进去，在他对面坐下。沈行知把文件推到她面前，她低头看了一眼——是军校的入学通知书。北城陆军军官学校。沈暮愣住了。

“你要去读一年。”沈行知说，“不是去打仗，是去学东西。学规矩，学服从，学怎么在一个体系里活下来。”沈暮抬起头看着他。“你身体好，比你哥强。他做不了的事，你要做。”沈行知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重，“我们家在北城，不是靠我一个人撑着的。朝儿在海关，那是明面上的。你呢？你必须在暗处，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握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

沈暮没有说话。她听懂了父亲的意思。沈朝在海关做文职，明面上不显山露水，但每一船货物能不能顺利进关，凭的都是他亲笔签的一纸文件。那是权力，是沈家在北城立足的根基之一。而她，需要握着另一样东西——一样让外人忌惮的东西。沈行知没有告诉她那是什么，她也没有问。她知道，等她从军校出来，父亲自然会告诉她。

“什么时候走？”沈暮问。

“下个月。”

沈暮点了点头。她没有说不去。她不能说不去。但她想起了子兮，想起了那封还没有寄出去的信。

军校的生活比沈暮想象的要苦。每天天不亮就要起来跑操，跑完了练队列，练完了上课，上完了再练。教官很凶，嗓门很大，骂人的时候唾沫星子能喷到第三排。沈暮不怕骂，她怕的是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每天回到宿舍，倒在床上，连衣服都不想脱。她想给子兮写信，但手抬不起来。她想子兮，想得心口疼。她不知道子兮在江陵做什么，不知道她今天唱了什么戏，不知道她有没有去后巷，不知道她有没有在灯下站一会儿。她什么都不知道，只能等她的信。子兮的信来得很少，每一次来，沈暮都要读很多遍。

凝初偶尔来看她。她穿着白大褂，手里提着一个药箱，像模像样的。沈暮有时候在训练，她在旁边看着，等训练结束，递上一壶水。

“你怎么又来了？”沈暮接过水，灌了一大口。

“来看看你。”凝初说，“你瘦了。”

“你每次都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