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晚过后的第二天，莫宁澜就搬了上来。

四楼的房间退了租，东西搬上来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画。画框摞了十几个箱子，颜料装了三个大袋子，画笔和刮刀塞满了两个笔筒，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用过的调色盘、没洗干净的颜料盒、卷起来的素描纸、几本翻烂了的美术教材。

搬东西那天，他扛着一个大画框上五楼，走到三楼拐角的时候停下来喘气。楼梯的声控灯灭了，他在黑暗中站着，画框遮住了他半个人，只露出一双腿和一截手臂。

“你还好吗？”我在楼上喊。

“不好。”他的声音从画框后面传出来，闷闷的，“这个画框为什么这么重？”

“因为你画得太厚了。”

他仰头很不服气：“这不是厚，是感情。”

他的歪理总是让人无法反驳。

他搬上来的第一天晚上，两个人把东西归置好，已经是凌晨一点了。他的画架支在客厅靠窗的位置，颜料按照色系排列在桌上，画笔按大小插在笔筒里。他把那幅没画完的画夹在画架上，退后两步看了看，把天空又调暗了一点。

“你为什么一直把天空调暗？”我靠在厨房门口问。

“因为晚上画画，看到的天空就是暗的。”

“你白天也可以画。”

他脱口而出:“白天在想你。”

这句话接的得太自然了，自然到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或者“吃了吗”。他头都没抬，还在调那个暗得要命的天空，好像刚才那句话和调色盘上的颜料一样，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我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拿着一杯水，水是凉的，但我喝了一大口，凉得喉咙发紧。

他搬上来之后，两个人的生活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早上闹钟响的时候，他会在被子里翻个身，把手伸过来，搭在我的腰上，再睡五分钟。那五分钟里他不说话，不翻身，呼吸均匀而缓慢，像一台被按了暂停键的机器。五分钟一到，他会把手收回去，坐起来，揉揉眼睛，然后去卫生间洗漱。整个过程像被编程过一样精确，一分钟不多，一分钟不少。

我问他为什么要定五分钟，他说：“因为五分钟够做很多事。”

我挑眉好笑：“比如？”

他不假思索：“比如梦到你。”

他又赢了。他总是用最简单的话赢，赢得很彻底，让你来不及反驳，甚至来不及脸红。那些话像他的画笔一样准确，每一笔都落在该落的地方，不多不少，刚好让你哑口无言。

晚上他画画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在旁边坐着看图纸。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画室里很安静，只有铅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和翻图纸的声音。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首不需要旋律的歌，只有节奏，只有两个人的呼吸，只有两个人待在一起的那种不需要被任何人看见的、安静的、完整的默契。

有时候他会停下来，转过头看着我。

“怎么了？”

他咬着画笔：“看你的手。”

“手怎么了？”我低头看自己的手，很正常的手，没有脏东西。

他笑着：“没怎么，就是想看。”

他的手比我的手好看。长，直，骨节分明，指甲整齐，指腹上有薄薄的茧——不是写字磨出来的，是拿画笔拿出来的。那层茧不厚，但摸得到，像一层细砂纸，磨在皮肤上，痒痒的。他把那双手放在画布上，放在调色盘上，放在我的手上。每一次放上去的时候，力道都很轻，像是在确认一个东西还在不在。

“在。”有时候我会握住他的手，说这个字。

他知道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他画到凌晨三点还没有停的意思。我从沙发上坐起来，走到画架旁边，站在他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