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二，顾崇文回了李承钰的信。信很短，只有两句话——“老病之身，不堪风寒。殿下若有暇，可于明日午后移驾城南草堂一叙。”字迹苍劲有力，没有客套，没有寒暄，简洁得像是一道军令。李承钰收到信的时候正在大理寺翻阅北朔使团遇袭案的证物清单，他将信看完，折好收入袖中，面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叫来寺正交代公务时，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交代的条理也比平时更细致——像是在为某个不确定的行程做最坏的打算。

三月十三，午后。李承钰换了一身极不起眼的深蓝色常服，只带了一个贴身侍卫，从端王府的侧门出来，骑马往城南走去。城南草堂是顾崇文在京城的居所，说是草堂，其实是几间青砖灰瓦的旧屋，门前种了一片竹子，竹影掩映之下，大门常年虚掩着，既不设门房，也不挂匾额，寻常人路过根本不会知道这里住着先帝的太子师。李承钰在竹林外下了马，让侍卫留在外面，自己推门进去。院子不大，青砖地上长了青苔，墙角摆着几盆半死不活的兰花。一个穿着灰布棉袍的老人正坐在廊下的藤椅上晒太阳，膝上盖了条旧毯子，手里捧着一本翻得起了毛边的《春秋》。

“来了？”顾崇文没有起身，只是抬眼看了李承钰一眼，目光淡淡的，像是在看一个迟到半晌的学生。

李承钰在老人面前站定，深深行了一礼。他没有自称“本王”，而是用了极其罕见的自称——“学生”。他说：“学生冒昧叨扰先生，有一事求教。”顾崇文将手中的书扣在膝上，目光在李承钰脸上停了片刻。他是个瘦小的老头，须发皆白，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亮得不像一个年近古稀的人。他看着李承钰，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你想问你父皇的事。”

这不是疑问，是陈述。李承钰垂在身侧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但他没有躲开老人的目光，坦然地迎了上去：“是。先太子临终前，是否曾向父皇举荐五弟为储？”

院子里安静极了。竹叶在春风里沙沙地响，远处有布谷鸟叫了两声，又停了。顾崇文将膝上的书拿起来放在旁边的矮桌上，然后缓缓站起来，走到李承钰面前。他比李承钰矮了将近一个头，但当他抬起那双深陷的眼睛时，李承钰觉得像是在面对一座压过来的山。他说：“是。”然后又说，“不是举荐，是定论。先太子在那份奏表里说了一句话——五弟之才，十倍于臣。这是你大哥的原话。”

李承钰的瞳孔猛地缩了一下。十倍于臣。他知道大哥的才学有多高，知道大哥在父皇心中的分量有多重，知道大哥这辈子从未对任何人说过一句浮夸的赞美。他用“十倍”来形容五弟，不是客套，不是谦辞，而是一个垂死之人对身后之事的最后定论。他闭上眼睛，又睁开，声音沙哑地问道：“父皇看了这份奏表之后，做了什么？”顾崇文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李承钰血液凝固的话：“他派人把你大哥书案上剩下的半盏茶拿去太医院验了。”

李承钰猛地抬起眼睛。顾崇文继续说，语调和缓得近乎残忍，像是在复述一段与所有人都无关的历史——太医院验了那半盏茶，没有毒。先太子是病死的，不是被害的。但天子不信。天子对后宫、对宗室、对满朝文武进行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无声无息的彻查。没有人知道他在查什么，没有人知道他查出了什么，但三年之后，后宫几位生育过皇子的妃嫔被陆续迁出宫外，其中就包括二皇子李承钰的生母贤妃。

李承钰站在原地，整个人像一尊被钉在青砖地上的石像。他想起母妃离宫那年他刚好十六岁。母妃走的那天他跪在宫门口，拽着她的裙角不肯松手。母妃掰开他的手指，说了一句话——她说不怨你父皇，他只是不能冒任何风险。他当时以为母妃在安慰他，现在他知道了。不是安慰，是陈述事实。先太子死后，天子把每一个可能威胁储君人选的皇子都从母亲身边剥离了。二皇子如此，三皇子如此，四皇子夭折之后，五皇子的生母也在同一年被送出宫去。唯一的区别是——贤妃被送去了皇陵，而五皇子的生母被送去了江南。一个是形同幽禁，一个是荣归故里。

李承钰忽然笑了一声。那声笑很轻，像是喉咙里被挤出来的一口气，没有喜悦，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极度疲惫的、近乎荒谬的释然。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从小到大父皇看他的眼神里总有一种他读不懂的东西。不是宠爱，是审视。不是自豪，是警惕。他在父皇心里从来都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一个潜在的可能。一个“如果”。如果五弟不堪大用，如果五弟出了意外，如果五弟和大哥一样夭折了——那么他李承钰就是备选。他不是储君。他是储君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