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汛巡查，分三路。一路去黄河上游，一路去中游，一路去下游。我亲自带队去中游，下游那边，就由梁主簿带队去吧。”

梁山伯愣了一下：“大人，我带？”

“怎么？不敢？”

“不是不敢。卑职才来一个月，怕不熟悉情况，耽误了大事。”

“不熟悉才要去熟悉。”钱侍郎说，“你那份防汛预案写得很好，说明你有这个底子。去吧，带两个老吏，一个懂水文，一个懂工程，再带几个书吏。到了地方，多看多问，不懂的就问他们。回来之后，写一份详细的巡查报告。”

“卑职遵命。”

梁山伯回到自己的案前，开始准备巡查要带的东西。

地图、账册、空白记录纸、笔墨、干粮、换洗衣物。还有一本他手抄的《河防通议》——虽然里面的内容他大部分都记得，但带在身边更踏实。

他正收拾着，沈墨走了过来，递给他一个牛皮纸封的小包。

“什么东西？”

“我爹以前用过的河道勘查笔记。里面记录了一些老河工的口述，比官方的档案要真实。你带在路上看，也许用得上。”

梁山伯接过来，掂了掂：“沈兄，谢了。”

“不用谢。你要是查出什么来，记得带上我。”沈墨笑了笑，转身走了。

梁山伯把那个小包塞进包袱里，继续收拾。

傍晚回到家，他跟祝英台说了巡查的事。

祝英台正在做饭——准确地说，是在跟银心一起做饭，她负责切菜，银心负责炒菜。听到梁山伯要出门巡查，她手上的刀停了一下。

“去多久？”

“预计半个月左右。沿河走一圈，看看堤防情况，走访几个村镇，回来写报告。”

“路上安全吗？”

“带两个老吏，还有一个懂水文的一个懂工程的，都是老手。再加上几个书吏和几个兵丁，十来人，应该没问题。”

“那你自己小心。”祝英台继续切菜，刀起刀落，干脆利落，“河边的村子听说不太平，偶尔有匪徒出没。你晚上别一个人到处乱走。”

“我知道。”

“还有，别仗着你会了两招躲闪功夫就逞能。陈子寒不在你身边，真遇到事，跑比打有用。”

“我知道。”

“还有，多带几件衣服。河边湿气重，晚上凉。”

“我知道。”

祝英台放下刀，转过头来看着他：“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梁山伯笑了笑：“因为你说的每一句，我都记住了。”

祝英台的脸微微红了，转回头继续切菜，声音闷闷的：“油嘴滑舌。”

“是真的。”

“真的也不行。吃饭了。今天做了红烧肉，你最爱吃的。”

餐桌上，四盘菜摆得整整齐齐，中间那盘红烧肉油亮亮的，冒着热气。四九已经端着碗在旁边蹲好了，眼巴巴地等着开饭。

梁山伯夹了一块红烧肉塞进嘴里，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祝英台给他又夹了一块，“出门半个月，外面的饭怕是没家里的好。”

“我会想家里的饭的。”

“想饭，还是想人？”

“都想。”

祝英台低头扒饭，嘴角弯弯的。

第二天一早，梁山伯背着包袱出了门。

四九站在门口送他，眼睛红红的：“公子，你早点回来啊。我一个人在家，少夫人老让我背《千字文》，我都快背傻了。”

“那你好好背。等我回来考你。”

“公子！”

梁山伯摆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出了巷口，他看见一辆马车停在路边，车夫是个老吏，姓王，在工部干了三十年，对河道的事门儿清。车里还坐着一个姓刘的老工程，一个姓周的水文书吏，以及几个年轻的书吏和兵丁。

“梁主簿，上车吧。”王老吏招呼了一声。

梁山伯上了马车，一行人晃晃悠悠地出了京城，沿着官道朝黄河下游的方向走去。

路上，梁山伯翻开沈墨给他的那本笔记，一边看一边跟王老吏聊天。

“王老，您在工部干了三十年，黄河的堤防年年修，年年都出事。到底是钱不够，还是人不行？”

王老吏靠在车壁上，眯着眼睛想了想，叹了口气：“钱是够的。人是够的。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用不对地方。”王老吏的声音低了下去，“梁主簿，你是个聪明人，我不瞒你。这些年河道上的工程，拨下来的银子，有一半花在了实处，另一半——”他伸出一只手，比了个“没”的手势，“你知道去了哪。”

梁山伯沉默了一会儿。

“那您知道赵志高吗？”

王老吏的表情变了一下，随即恢复了平静。

“知道。他是河工监修，管了几年的物料采购。后来调回京里了，听说……混得不错。”

“他调回京里之后，谁接了他的位置？”

“一个叫钱明的人。也是工部出来的，能力一般，但听话。”

听话。梁山伯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两个字。

马车沿着官道走了两天，第三天到了河边。

黄河在下游这一段，水面宽阔，水流平缓，两岸的堤坝看起来还算齐整。但梁山伯下了车，走近了看，发现不少地方的堤坝都是“外光里糙”——外面抹了一层石灰，看起来光鲜，里面填的却是碎石头和黏土，根本不牢固。

他蹲下来，拿起一块碎石头看了看，又敲了敲旁边的堤面，心里有了数。

“王老，这些堤坝，是哪一年修的？”

王老吏看了看堤坝根部刻着的年份标记：“三年前。”

三年前。那是赵志高还在河道上的时候。

梁山伯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没有多说什么。但他心里已经把“赵志高”三个字和“豆腐渣堤坝”连在了一起。

接下来的十天，他们沿着河走了好几百里，走访了七八个村镇，看了十几段堤坝，跟不少老河工和沿岸的村民聊了天。

那些老河工的话，比官方的档案真实得多。

“三年前修的那段堤，根本就没用。钱都被贪了，我们干活的只拿到了一小半工钱，剩下都让上面的人吞了。”

“发大水的时候，那段堤一冲就垮，淹了三个村子，死了好几十口人。报上去说是‘洪汛过大’，其实就是堤不行。”

“上面的人？哪个上面？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个姓赵的监修，后来调走了。”

梁山伯把每个人的话都记了下来，一个字不落。

半个月后，他回到了京城。

他瘦了一圈，脸晒黑了不少，但精神很好。一进院子，就看见祝英台站在枣树下，手里端着一碗茶，正等着他。

“回来了？”

“回来了。”

“瘦了。”

“在外面吃不好。”

“那今晚多吃点。银心炖了鸡汤。”

梁山伯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茶，喝了一口，温热正好。

他忽然觉得，这半个月的奔波、那些调查、那些笔记、那些还没来得及写进报告的东西，都有了意义。

因为有人在家里等他。

院子里，枣树的叶子开始变黄了，秋风一吹，簌簌地往下落，落在两个人的肩上，落在那碗茶里，落在青砖地上。

日子还长，故事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