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才出狱那天，是初冬。

他在杭州府的大牢里蹲了一年。出来的时候，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脸上的疤还在，眼神比以前更深更暗了。他站在牢门口，眯着眼睛看了看天，然后低下头，拢了拢身上那件单薄的旧棉袍，慢慢地朝城外走去。

他没有回自己在杭州的家——因为那个家已经没了。他爹在他入狱后不久就病死了，他娘改嫁到了邻县，家里的房子被亲戚占了，他回去也没地方住。

他改名“孙不二”，去了一个偏远的小县城，在那里当了一名私塾先生。那个县城叫青田县，离京城三百多里，群山环绕，穷得连一家像样的茶馆都没有。孙不二在县里租了一间破屋子，放了七八张矮桌，收了几个农家孩子，靠束脩勉强度日。

日子过得清苦，但孙不二不觉得苦。因为他心里憋着一团火，那团火是冲着梁山伯去的。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被那个人毁了。如果当初没有雇凶，如果他在书院的时候再忍一忍，如果他没有那么冲动——他现在可能已经是杭州府的一个教谕了，甚至有可能考上举人，过上体面的日子。

但所有的“如果”都没有发生。他现在只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落第秀才，一个在穷县教书的无名之辈，连自己的真名都不敢用。

他不甘心。

于是他在夜里，就着一盏豆大的油灯，开始写一本书。书名叫《科举之弊——一个落第秀才的自白》。表面上是在批判科举制度的种种不公，实际上每一章都在影射梁山伯——那个“押题押中、一夜成名、平步青云”的新科举人。

他写得很隐晦，没有指名道姓，但熟悉内情的人一看就知道他说的是谁。

这本书在青田县没激起什么水花——县里的人不识字的多，识字的也不关心这些东西。但孙不二托人把书稿带到了京城，找了一家小书铺印了二百本，摆在角落里慢慢卖。

没想到，那本书被一个在都察院当差的书吏买到了。那个书吏翻了翻，觉得“有影射朝臣之嫌”，于是把书送到了上司的案头。上司又送给了更上面的上司。半个月后，一本从偏远小县城流出来的书，竟然摆在了御史台的桌面上。

梁山伯被叫去问话的那天，是一个阴天。

他走进御史台的大堂，看见三位御史坐在上面，中间那位手里拿着一本书，封面上的字他看不清，但他猜得到。

“梁主簿，”中间的御史开口了，“这本《科举之弊》，你见过没有？”

“回大人，卑职没有见过。”

“但书里提到的内容，与你当年在尼山书院办冲刺班一事有所关联。你可曾听说过作者孙不二此人？”

梁山伯沉默了一瞬，然后说：“回大人，卑职确实认识一个人，与书中所写内容有关。但这个人不叫孙不二，他叫孙秀才，原名孙德胜，曾是杭州府仁和县的秀才。卑职当年与他同窗，因他雇凶伤人，卑职报官处理，官府判他革除功名、杖八十、徒一年。”

他从袖子里取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文书，双手呈上：“这是当年官府判决的抄本，以及孙秀才雇凶伤人的供词、受害人的证言。请大人过目。”

御史接过去，翻看了几页，眉头慢慢皱了起来，又翻了几页，眉头又松开了。

他合上那份文书，又翻了翻那本《科举之弊》，然后放下，看着梁山伯：“梁主簿，这本书里写的东西，你有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