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柏林的反应比预想的来得快。

普鲁士的宫廷报纸在七月底刊登了一篇不署名的小品文，标题为《论艺术表达的边界与君主的尊严》。文章没有点名提到贝多芬，没有点名提到约瑟夫二世，但任何一个了解此事的人都能读出弦外之音——“在某些国家，宫廷乐师可以公然诅咒君主而不受惩罚。这是艺术的胜利，还是秩序的沦丧？或许两者兼有。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国家，其内部的凝聚力是值得怀疑的。”

沃尔夫冈将这篇文章的译文放在皇帝面前时，约瑟夫二世没有愤怒，只是冷笑了一声。

“朕的侄子腓特烈·威廉，”皇帝指的是普鲁士王储，老腓特烈大帝的侄子和继承人，“还没登基，就开始学他叔叔那一套了。挑拨离间，趁火打劫。可惜，火候差了点。”

“陛下，”沃尔夫冈说，“柏林的用意不在于一次成功，而在于持续地埋钉子。这篇文章本身无足轻重，但如果类似的言论反复出现，就会在人们的脑海中建立‘奥地利皇室不和’的印象。印象一旦形成，再想消除就难了。”

“所以？”

“所以我们此前商定的‘正面报道’策略，需要加速推进。不能让柏林的节奏，打乱我们的节奏。”

皇帝点头。此事不必再议。

八月初，沃尔夫冈收到了一封来自波恩的回信。

信封上的字迹潦草而有力，像是有人在愤怒中——或者激动中——握笔写下的。信封里只有一张折了两折的纸，上面寥寥数行：

“侯爵阁下：

您的信我收到了。

我不认识您，您也不认识我。

但您说的那些话，我会记住。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

没有“尊敬的”，没有“您真诚的”，没有任何一个信末应有的客套话。只有署名，工工整整地写在右下角。

沃尔夫冈看着这封信，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将它放进书桌最里层的抽屉，和玛丽·安托瓦内特那张写在小纸条上的便笺放在一起。

一个是被困在巴黎王冠废墟中的女人，一个是困在波恩天才躯体里的少年。他们都是他承诺过、或试图去守护的人。方式不同，尺度不同，但底层逻辑相同——在一个正在崩塌的旧世界里，为那些值得保存的火种，留下一线生机。

他关上抽屉，站起身，走到窗前。维也纳的夏日阳光炽烈而明亮，远处的帝国理工学院新教学楼正在封顶，脚手架已经拆了一半，露出崭新的砖墙和玻璃窗。

蒸汽机的轰鸣，电报的嘀嗒，电火花的闪烁，铁轨的延伸，孩子的笑声，少年的音符——所有这些，交织成他生命的全部意义。

不需要感谢，不需要回报，甚至不需要理解。只要这些事在发生，只要这些人还在前行，他就觉得自己做的没有白费。

窗外，一只鸟从栗子树枝头飞起，冲向蓝天。

他目送它消失在视野尽头。

莫扎特业绩进度：1079.3% （“康塔塔风波”的政治外溢效应初步受控，对波恩、柏林两线的应对措施同步推进。以私人身份与贝多芬的通信建立起微妙联系。）

个人理想准备度：1081.5% （在处理又一场政治与艺术的碰撞时，他那封揉了三遍才写成的信，与抽屉里那条写在小纸条上的“我还活着”，构成了他性格中最柔软也最坚硬的底色——不放弃任何一个值得守护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