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沃尔夫冈收到戈德曼的长篇汇报。汇报的最后一页，戈德曼写了一段个人感想。

“爵爷，我站在但泽的码头上，看着维斯瓦河入海口，想了很多。维斯瓦河从波兰的心脏流过，穿过华沙，穿过克拉科夫，穿过我出生的那个小镇，最后从这里流入波罗的海。小时候，我父亲——愿他安息——说过一句话：‘这条河是我们的命。河在，波兰就在；河没了，波兰就没了。’”戈德曼写道，“现在这条河的入海口，就要对奥地利敞开了。不是占领，是合作。不是掠夺，是互利。我不知道父亲如果在世，会怎么想。我只知道，我在做正确的事。”

沃尔夫冈读完这一段没有批注。他知道戈德曼不需要他的评价。戈德曼需要的是有人知道——他在做这件事时，心里是痛的。但痛也要做。因为如果不做，会有更多人痛。

与此同时，普鲁士新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在柏林加冕。典礼很隆重，各国都派了使节。奥地利派的是考尼茨伯爵的副手，级别不低，但也不高，体面且不越位。沃尔夫冈没有去柏林。不是身体原因，是不想。他不想去给一个陪国王喝酒的宠臣献殷勤，不想在宴会上笑那些不好笑的笑话，更不想让任何人觉得奥地利在讨好普鲁士。

“你不需要去。朕也不去。”皇帝在书房里对他说，“考尼茨也不去。”

“那谁去？”

“一个够体面的人。”

“够了。”

皇帝没有问但泽的事。他知道沃尔夫冈在做什么——不需要问，只需要在必要时点头。这种默契，不是每个君主和臣子都能有的。

5月下旬，在戈德曼离开但泽两周之后，普鲁士新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在一次非正式场合“顺便”提到了但泽。“但泽是自由市，”他说，“普鲁士尊重它的自由。当然，普鲁士在那里有驻军权、关税权。这是历史形成的，不宜轻易改变。”

沃尔夫冈读到这个表态时，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下。新王说的是“尊重自由”，不是“不容染指”。说的是“历史形成的”，不是“神圣不可侵犯”。这意味着他给了奥地利一个口子——只要不触碰驻军权和关税权，港口的经济合作可以谈。

他拿起笔，给戈德曼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可以签约了。注意把握节奏，不要太快，给普鲁士人留足反应时间。”

但泽的窗户开了。不是完全敞开，只是开了一条缝。但一条缝，就足够让风吹进去。

莫扎特业绩进度：1084.5%（腓特烈大帝逝世，普鲁士进入王位更迭期。奥地利低调但高效地推进但泽港合作谈判，波罗的海出海口战略取得突破性进展。）

个人理想准备度：1087.0%（一代雄主辞世，欧洲翻开新篇。他在唁电里写“伟大的君主”，心里想的是那句“死了都要干”——因为他自己也是。不是不敬，是同病相怜。带着半条命走到最后的人，值得对手沉默地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