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5年5月的最后一周，但泽的初夏来得比往年更加温柔。戈德曼站在港口区一座老旧但视野极佳的塔楼上，望着维斯瓦河入海口那片波光粼粼的水面。这是他第二次踏上这座城市的土地。上一次是半个月前，带着谈判团队和那份令但泽人无法拒绝的方案。这一次，是来收尾。契约、条款、附加议定书——所有的法律文本都已准备就绪，只等各方签字。

但泽市议会的态度比他预想的还要积极。不是说出来的热情，是做出来的务实。他们主动提出，港区的改造工程可以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优先满足奥地利方面的需求，第二期和第三期再逐步惠及其他贸易伙伴。“奥地利的朋友先来”，这句话在谈判桌上被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多次。戈德曼没有纠正他们“奥地利不是朋友，是合作伙伴”。这两个词有时是一回事，有时不是。

但泽的商人们很清楚——英国人忙于应付法国大革命，无暇东顾；俄国人手伸得太长，但伸不到波罗的海；普鲁士换了新国王，政策还不明朗。这是奥地利的机会，也是但泽的机会。错过了，不知道要再等多少年。

正式签约仪式安排在5月29日上午。地点是但泽市政厅，一间并不宏伟但历史感极强的会议室。墙上的油画记录着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汉萨同盟时期的商船、满载木材和粮食的货轮、以及那些已经叫不出名字的但泽市长们。戈德曼代表奥地利方面签字，但泽市长埃伯哈特代表市议会签字。双方握手时，戈德曼注意到埃伯哈特的手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紧张——老市长见过更大的场面——是因为激动。但泽被普鲁士压榨了一百年，终于有人愿意给它一条新路。这条路的起点，是戈德曼手中的笔，是墨迹未干的契约，是那行字——“奥地利商人在但泽享有与普鲁士商人同等的关税待遇”。

简短的签字仪式后，戈德曼站在市政厅门口，看着广场上聚集的人群。不是欢迎他的，是但泽的市民们在庆祝圣灵降临节。孩子们在喷泉边追逐，女人们提着篮子采购，男人们在酒馆门口高声谈笑。没有人知道刚刚签了什么，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这个夏天，但泽的风向有点不同。

戈德曼坐进马车，前往港区。他还要看几处码头，确认改造工程的先后顺序。马车穿过狭窄的街巷，碾过鹅卵石路面，发出有节奏的声响。他靠在车厢壁上，闭上眼睛。脑子里是父亲的话——“维斯瓦河是我们的命。”如果父亲能活到今天，看到但泽的码头对奥地利敞开，会说什么？也许什么都不说。也许只是点点头，然后问：“那华沙呢？克拉科夫呢？你什么时候让他们也过上好日子？”

他睁开眼睛，窗外的维斯瓦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水面宽阔而平静。这条河从他的故乡流过，从华沙流过，从克拉科夫流过，从无数他叫不出名字的波兰村庄流过，最后在这里流入波罗的海。而现在，他站在这条河的入海口，代表奥地利签下了一份协议。不是出卖波兰，是给波兰一个出海口。一个不被普鲁士卡住脖子的、真正自由的出海口。他这样告诉自己，也告诉自己——父亲会理解的。

六月上旬，戈德曼回到维也纳，将但泽协议的全部文件呈交沃尔夫冈。

沃尔夫冈坐在书桌后面，一份一份地翻看。不是不信任戈德曼，是需要把每一条都刻进脑子里。将来与普鲁士人、与俄国人、与波兰人谈判时，这些条款就是他的盾牌和矛。

“第一期工程的预算，你控制在多少？”沃尔夫冈翻到财务附件。

“六十万古尔登。”戈德曼说，“比原来的方案少了百分之二十。但泽方面同意分期支付我们的投入，以未来五年的港口规费抵扣。这样我们的现金流压力小很多。”

“普鲁士那边有反应吗？”

“暂时没有。”戈德曼顿了顿，“新王还在忙内部整顿。比菲尔侯爵那边我们保持着联系，他对‘奥地利尊重普鲁士特殊利益’的表态很满意。”

“满意就会懈怠。”沃尔夫冈合上文件夹，将它放进抽屉。“下一阶段，普鲁士人回过神来，会想办法在但泽给我们使绊子。我们不需要跟他们硬碰硬，只需要让但泽人自己说话——‘奥地利来了，港口忙了，税收多了，日子好了。’这些话，从我们嘴里说出来没用，但从但泽人嘴里说出来，普鲁士人没法反驳。”

戈德曼点头，又问了一句：“爵爷，但泽的事需要向华沙通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