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书开出来的第十天，谢恒手臂上出现了第一道划痕。

不深，在左手手腕内侧，用美术刀划的。刀片很锋利，划过皮肤时只有轻微的阻力，然后是清晰的疼痛和渗出的血珠。他看着那些血珠慢慢连成线，顺着苍白的手腕滑落，滴在地板上，像红色的眼泪。

疼。

但疼得真实，疼得让他知道自己还活着。

不像那些药片，吃下去后所有感觉都被抹平，像沉在深海里，听不见声音，看不见光，感觉不到温度。只有一片冰冷的、永恒的平静。

那种平静比崩溃更可怕。

所以他要疼。要看见血，要感觉到痛，要证明自己还没变成母亲想要的那个——麻木的、顺从的、没有情绪的“健康”儿子。

划痕越来越多。手腕，手臂，大腿。不规律，但密集。有时是美术刀，有时是指甲掐的，有时是撞在桌角上。淤青和伤□□织，在苍白的皮肤上像一幅怪异的抽象画。

他穿长袖遮掩。母亲没发现——或者发现了但不在意。她只是每周按时带他去心理科，听医生问那些同样的问题，拿回新的药。

药越开越多。情绪稳定剂，抗抑郁药，助眠药。谢恒按时吃，但偷偷加量。有时吃两片，有时吃三片。他想看看吃多少才会彻底麻木，吃多少才会忘记迟曜，吃多少才会变成母亲想要的完美作品。

但他忘不掉。

迟曜的白头发，琥珀色的眼睛，那颗泪痣，笑起来的虎牙——每个细节都清晰得像刻在视网膜上。还有顾昭搭在他肩上的手，顾昭给他的柠檬糖，顾昭说“我送你回家”时的语气。

忘不掉。

所以药量继续增加。

十二月底的某个深夜，谢恒第一次给自己打镇定剂。

针剂是偷的——上次复诊时，医生开了紧急用的镇定剂，让母亲保管。但母亲太忙，把药箱放在书房忘了锁。谢恒溜进去，拿了一支。

他不懂怎么打针，只是照着说明书，用酒精棉片消毒皮肤，然后咬着牙把针头扎进大腿。推药时手抖得厉害，一半药水洒了出来，但另一半还是进去了。

冰冷的液体进入身体，迅速蔓延。像冬天跳进冰湖，所有感官瞬间冻结。他倒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着日光灯管在视野里慢慢模糊、变形，最后变成一片炫目的白光。

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是第二天中午。头痛欲裂，四肢沉重得像灌了铅。他挣扎着爬起来，看见大腿上的针眼，周围青了一片。

但他不后悔。

因为昨晚，他终于睡着了。没有梦见迟曜，没有梦见顾昭，没有梦见任何东西。只有一片纯粹的、黑暗的虚无。

从那以后，镇定剂成了必需品。

药片不够，就加针剂。针剂不够，就加量。谢恒像一个疯狂的实验员，在自己的身体上试验各种剂量的组合，寻找那个能彻底抹去所有记忆和情绪的完美配方。

但他找不到。

因为每次药效退去，迟曜的脸还是会浮现。每次从虚无中醒来，心口的疼痛还是会回来。

像一个无解的诅咒。

一月初，期末考前的最后一周，谢恒在浴室里晕倒了。

这次不是低血糖。是药过量。他早上吞了四片情绪稳定剂，中午又打了一支镇定剂，下午就撑不住了。眼前一黑，整个人摔在冰冷的地砖上，额头磕在浴缸边缘，血顺着脸颊流下来。

保姆发现他时，他已经昏迷了一个小时。

送医，洗胃，抢救。

母亲赶到医院时，谢恒刚从抢救室出来，脸色苍白得像纸，手上插着输液管，额头缝了四针。医生严肃地对母亲说：“药物过量，混合使用非常危险。再晚一点可能就……”

母亲没有说话。她只是站在病床前，看着谢恒，看着这个她生下来的、养了十七年的儿子，现在像个破碎的娃娃一样躺在白色床单上，身上到处是伤口和淤青，手腕上还有没来得及遮掩的划痕。

她第一次，真正地看见。

看见那些被她忽略的伤口，被她无视的疼痛，被她用“治疗”掩盖的、彻底崩溃的精神状态。

谢恒醒过来时，已经是第二天清晨。阳光从病房窗户照进来，刺眼得他想闭眼。但他看见母亲坐在床边，一夜没睡的样子，眼睛红肿，妆容花了，头发有些乱。

这不像她。她从来都是完美的，一丝不苟的，像永远不会倒下的钢铁雕像。

但现在，这个雕像有了裂痕。

“妈……”谢恒开口，声音嘶哑得像砂纸磨过。

母亲抬起头，看着他。那双和他相似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谢恒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失望，是恐惧。纯粹的、赤裸的恐惧。

“为什么？”她问，声音在颤抖，“谢恒，为什么？”

谢恒想回答。想说因为迟曜，因为喜欢，因为失去，因为不敢，因为害怕，因为所有那些她认为“不值一提”的小事。

但他没说。

因为他知道，母亲不懂。她不懂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不懂失去是什么滋味，不懂那种心脏被掏空的疼痛。她只懂利益，只懂体面，只懂怎么把一个不听话的儿子“矫正”过来。

“说话！”母亲的声音拔高，带着崩溃的边缘，“你说啊！你到底想要什么？！”

谢恒看着她，看着她眼中的恐惧和愤怒，忽然笑了。笑声很轻，但很冷：“我想要什么……你不是一直都知道吗？”

母亲愣住了。

“我想要自由。”谢恒继续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想要喜欢一个人的权利，想要犯错的权利，想要……做我自己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