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变了呢？

这变化，或许最早能从她听的音乐里窥见端倪。少年时，她的耳朵浸泡在两种“安全”的声音里：一种是琴房里流淌的古典钢琴曲，另一种是教堂的赞美诗，这两种声音，一种塑造技艺与品味，一种安抚心灵与彰显属灵，共同构筑了一个透明而隔音的罩子。当时她喜欢听的音乐是班得瑞，舒伯特，还有乔瓦尼乐队的乐曲，她不喜欢听人唱歌，除了Libera童声合唱和一些童声歌曲。

长达五年不接触音乐后，她又开始听民谣，从《理想三旬》和《胡广生》开始接触民谣，她渐渐平静。民谣里有具体的人间烟火，有平凡的挣扎和叹息，不像古典那么高高在上，也不像赞美诗那样指向单一的彼岸。它告诉她，普通人的迷茫和坚持也是有价值的。

直到某个极其疲惫的黄昏，她处理完一堆令人烦躁的账目，在地铁拥挤的人潮中几乎窒息。耳机里随机播放的软件，不知怎的跳到了一首老红歌，《歌唱祖国》。庄严而激昂的旋律，混着合唱团雄浑有力的嗓音，猝不及防地灌入耳中：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那一瞬间，像一道强光劈开了混沌。她愣住了，不是因为它“红”，而是因为那股磅礴的、不容置疑的、集体向上的力量感。那是一种与她所熟悉的、要么是个人化的忧郁、要么是祈求式的哀婉、要么是绝对抽离的圣洁截然不同的声音。它不探讨个人的迷茫，不祈求神的怜悯，它宣告、它歌颂、它坚信一种宏大的、由人创造和奋斗而来的秩序与理想。

这种声音，对她产生了奇特的疗效。在她被各种细碎的痛苦、家庭的阴影、个体的无力感缠绕时，这种音乐提供了一种近乎简单粗暴的精神支撑。它不解决她具体的问题，但它用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暂时冲散了那些黏稠的、属于个人命运的阴郁。

她掀开被子，赤脚踩在微凉的地板上。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在走向厨房准备早餐的路上，她轻轻哼起一段调子：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