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份的暑假，我回了一趟澳大利亚。

母亲得知此事，十分开心，她早早为我腌制我爱吃的酱菜。她不擅长这类事情，但腌制的酱菜却总很好吃。父亲虽然没有什么表示，但也难得笑了笑。他不是一个严肃的父亲。从前，他很爱笑。笑声爽朗而开阔。

我在澳大利亚长到了十八岁，然后回了中国，开始独自一人居住。

那个时候少年心性，喜欢上了一个张扬的女孩子。父母本是开明人，却难得的意见一致，不肯同意我和她的交往。

因为这事，我回了国。也再没听见父亲开怀的笑。

我总觉得对不起他们。

我自己画出了一道河，而我和父母住在河的两边。那个女孩和我并没有在一起。她是到澳大利亚短暂的交流生，而我，情窦初开，一见钟情。

我的父母反对的没错，我和她不适合。

她和谁都不适合。

她已婚，丈夫是个衣着得体的银行家。

不知道银行家的说法对不对，反正他在银行工作，每天会梳整齐的头，着西装，打领带。

你们不要以为我这次回家是想念父母，想要和他们缓和关系。真实情况远非如此。我回澳大利亚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而且，我和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差到要特意去和缓的地步。他们是讲理开明的人。只要我稍微示一下弱，他们就会毫无芥蒂接纳我。毕竟我深深的知道他们爱我。

我回澳大利亚是要去看病的。

我病了。我确认我真的病了。

这个病，对于我这样的从事教育行业的人来说，似乎是致命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坦荡和朋友们说出来，进而寻求帮助。半球的另一边是我目前唯一想到的，敢于寻求帮助的地方。

告知完父母我回澳的消息后，我又拨通了张一江的电话。这个中澳混血的大个子咋咋呼呼，向我表示他的欢迎。他是我在澳最好的朋友，能一起无障碍中文交流的朋友。

十二年前，我背着一个包回中，只有他来送我。站在机场，哭的稀里哗啦。

当然，你们不要以为我给他打电话仅仅是告知他我要回去的消息。实际上，他是澳最好的心理学研究机构的挂职研究员，这个小子仅仅用了五年时间，获得了澳大利亚心理职业医师证书，并顺利从学校结业，开始他的职业生涯。

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可能在心理方面需要相关辅导。他果然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人，只是嚼着食物，和我说：“好啊，亲爱的炉，等你回来我们聊聊。”

看他说的什么鬼话，我都觉得自己快要不能再从事我的职业了，觉得这个世界上可能要多一个变态了，他居然那么冷静说“聊聊”。

我是不是还没和你们介绍我自己？

哦，对，没有的。

近来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了，我常常忘东忘西，拿着咖啡杯找咖啡杯，看着学生名册硬是想不起这个班几个人。

我的大脑皮层每每处于兴奋状态。这种兴奋只针对某个素未谋面的女人。

我喝咖啡的时候，她会跳出来。我给八只喂猫粮的时候，她会跳出来。甚至我看书，洗澡，睡觉的时候，她就像不知疲倦，不厌其烦在我面前动来动去。

这样不好，我知道。

所以我打算找张一江帮忙了。

人是不是都这样啊？知道做一件事情不好，还是想做。今天骗自己，这是最后一次。明天再骗自己，下次不会了。

我是唾弃这样的不自律的。我的良好的家教让我明白，人之所以为人，那是需要控制的。自己控制自己。

而现在，我控制不了自己。我享受这种短暂的浅显的快感。

我关了客厅灯，坐在阳台摇椅上，看着对面楼里的女人。

穿过层层的黑暗，她站在在昏黄的灯光下。

穿着红色的睡裙，露出滑白的长腿，手里抱着熊本，在客厅穿梭。

她今天晚了半小时。

为什么会晚这半小时呢？

她坐在客厅吃饭。是点的外卖。这都十二点了，哪家外卖还配送呢？我猜他这个肯定不是宵夜，因为腰腹线条那样美的人，不会爱吃宵夜的。那他怎么才开始吃饭呢？

八只从客厅几下蹿到了我身上，吓了我一跳。

我真的没救了。

不知道是不是夜里的原因，心里似乎有种厌恶在滋生。我厌恶这样躲在暗处的自己。更加厌恶在学校看见笔直长腿的女学生，就在怀疑是不是对面的夜精灵。

我是个恶心的人。

我抱着八只，把它放进它的小房间，准备睡觉了。自我厌弃的感觉让我的睡梦并不安稳。

定好闹钟，明晚的飞机。可以睡个懒觉，晚点收拾行李，直接去机场。

到澳大利亚那天，澳大雾，飞机在澳上空盘旋很久才降落。我背着个包，一如十二年前走的那时候一样。回来了。

带着心事走，又带着心事回来。

张一江来接我了，开着他的二手桑塔纳，骚气的红。

我很开心，朋友间的默契并没有因为时间和异地而被消磨掉，反而在这些外界的东西打磨下，我们多了些不用言语的理解。

澳这些年的变化不大。或者说我也根本不记得我走的时候这片土地是什么样子了。

我自诩不是个健忘的人，却还是不记得这片土地上的每个街区和每棵树木。

张一江在车上小心询问我：“炉，你想先回家休息，还是我们先